45.嫡亲外孙

　　王弘之高中毕业后，升入沪江大学文学院政治系。沪江大学是由美国南北浸礼会合办的著名教会大学，是与圣约翰大学齐名的贵族学堂。读书期间，王弘之不忘祖母和父亲的教诲，在宗教气氛浓郁的环境里不信仰基督教，埋头读书，生活俭朴，不似教会学校的学生多以西装革履为时髦，常常是一袭阴丹士林蓝布长衫，温文尔雅，吸烟、喝酒之癖从不沾染。课余回家，他总是喜欢遨游于父亲的藏书堆中。

　　某年夏天的晚上，王弘之在翻弄书籍时，无意中翻出一个没封口的大信封，上书“一个广东人的女儿”，他一看便知是父亲的笔迹。“是什么东西？”王弘之好奇地赶忙打开信封，结果翻出的是数十张照片，其中不少是孙科和妹妹孙娫、孙婉的照片，也有王伯秋和孙婉的合影。闲来无事，王弘之逐张细阅，因照片背后没有说明，除了父亲，他根本不认识其他人。但有一张护照，特别引起了他的注意。护照上有张照片，一个年轻姑娘抱着一个小孩，那孩子既像姐姐，又像自己，他感到很好奇。

　　“如果父亲健在，我可以问问他。”王弘之触物生情，想起了英年客死他乡的父亲，不胜悲痛。

　　原来，日军占领福建后，王伯秋拟经贵阳转赴陪都重庆。当时，迁校贵州的西南联大校长竺可桢和交通大学的茅以升，是王伯秋的老友，都邀他出任教务长。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则请他出任省民政厅厅长。但此时在重庆财政部关务署任科长的弟弟王仲钧写信给大哥，希望他速去重庆谋生，所以，王伯秋婉谢了各方的延聘。在贵阳，正当他准备赴重庆时，发觉一条腿生了肿瘤，经中央医院院长沈克非诊治，说要保住性命，截肢是唯一办法，但王伯秋执意不从。1939年3月28日，王伯秋在贵阳病逝，享年56岁。时值战乱，只有王仲钧从重庆赴贵州处理哥哥的后事。

　　王弘之拿着护照给姆妈赵兴华看，心想或许可以找到答案。赵兴华看了护照上的照片，不露声色，神秘兮兮地笑道：“这可能是你爸爸在外国读书时认得的女朋友吧！”接着，王弘之又拿着护照去问四叔王季长，但四叔神情严肃，闭口不谈。王弘之意识到，这可能是家中隐藏的一个秘密，既然长辈不愿意讲，自己就没有必要去深究了。 

　　1942年，王弘之从沪江书院（日军占领租界后，沪江大学停办，由校友会另组沪江书院，聘朱博泉为院长，至抗战胜利后复校）毕业，并于次年1月考进江海关任税务员。当时，能到海关工作，被人视为捧到了“金饭碗”。但国难当头，许多热血青年都向往到内地或苏北去，奔赴抗日第一线。每当王弘之在海关凭窗看到在黄浦江上耀武扬威的日舰和在外滩不可一世的日本宪兵时，不愿做亡国奴的热血在沸腾，暗暗决心到内地去投身抗日救国的热潮。

　　有一天，王弘之的爹爹王仲钧叫王弘之到他的房间去，语重心长地说：“弘之，你爸爸去世多年了，现在你想到内地去参加抗日，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但我想与你谈谈，有件事必须跟你说清楚。”

　　接着，王仲钧又说：“弘之，你知道谁是你的生母吗？”“那当然是我娘啰。”王弘之以为爹爹要他在娘李澄湘和姆妈赵兴华之间选择，所以不假思索地答道。

　　“不！你妈妈是孙中山先生的二女儿孙婉。当年是我把你从上海抱回南京的。”王弘之听了王仲钧的这些话，犹如天方夜谭，一时难以置信。“你是孙中山先生的嫡亲外孙，孙科先生是你的亲舅舅。”王仲钧又补充道。王仲钧接着向王弘之详述大哥王伯秋与孙婉结合和离异的经过。王弘之默默地听着爹爹的诉说，不知说什么好。最后，王仲钧叮嘱王弘之要暂时把这一秘密埋在心头，不要告诉任何人。王弘之含泪默默点头。

　　光阴似箭，转眼抗战胜利了，满怀希望的王弘之等来的却是失业。原来，海关总税务司丁贵堂对敌伪时期的职员一概辞退。这样，他失业了。不久，他先后找到了货物税局申新九厂驻厂员、正华贸易公司秘书和《文汇报》记者三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