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上海《文汇报》当记者，由于工作关系，接触汪道涵市长的机会比较多，常聆听他的教诲。每次采访由汪市长出席并讲话的会议，我都在汪市长离开会场前，就把稿子递到他手中，请他审稿。有时，他就在会议上把我找去，当面给我改稿，不仅改文字，还常常告诉我，为什么要这样改。

　　1984年，上海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艰难转折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举步维艰。汪市长想通过报纸舆论推动全市干部群众转变观念，破除陈规。5月份，他把我找去，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的思路，然后微笑着问我：“能写文章了吧？”

　　我快人快语：“可以。但是我不想在一篇稿子里把这些观点都塞进去。那样文章会太庞杂。”

　　“那你打算怎么写？”

　　“我想写三篇。”

　　“好！每篇主题是什么？”

　　“第一篇写打破陈旧观念，以宏观管住，微观搞活为主题。第二篇以简政、放权为主题，写用改革精神来推动改革。第三篇写对内联合和对外开放。”

　　汪市长边听边在办公室踱步，听我把想法谈完，他在我面前停步，以特有的干练和果断说：“好。就这样定。你落笔时，一定要切记不要都用我的话，你可以用你的话，也可以用专家们的话。要用夹叙夹议的办法写，写完让我先读好吗？”

　　4天后，我将写好的三篇“记者见闻”打出小样送到市府办公厅。当天下午，市府秘书处处长钟鸣电话告诉我，下午5时，汪市长找你谈稿子。我匆匆赶去，汪市长回到办公室，连一口水都没喝，就和我谈三篇稿子。

　　他把小样摊在会议桌上说：“德宝，三篇稿子都读了。总体不错。但用我的话太多，我给你改动了一下，我不赞成用之一、之二、之三写，这样会把一篇文章割成了三篇。我建议三篇是一个整体，但每篇都能独立成篇。所以三篇文章的标题要改。总体上，夹叙夹议还要加强。你看行吗？”

　　汪市长从不摆市长架子，他学富五车，知识渊博，待人谦和，就是给我改稿也是这一贯的风格！我忙说：“汪市长，由您定吧！”

　　汪市长笑着从笔筒里拿出铅笔，改起了稿子。第一篇文章的标题原是：“改革须宏观管住，微观搞活”。汪市长用笔划掉，然后用苍劲的字体写上：“城市改革潮流滚滚向前，岂可拘守陈规置身事外？”第二篇文章的标题原是：“改革必须松绑放权”。汪市长改为：“放权须简政，层层明责任”。第三篇文章汪市长改为“把内联和开放两只轮子开动起来”。汪市长还把三篇文章中应作修改和加强议论之处，用笔划线或打个问号，嘱我改好后再送他看。

　　当晚，我改好稿子，第二天一早再送给汪市长去审定。当天接到钟鸣先生的电话，说汪市长看了，认为改得不错，可以发稿。于是在当年的6月4日、6月6日和6月11日，分别以汪市长改定的标题，在《文汇报》头版显著位置加框刊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