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一直在读同样的书

　　刘建修的口述说：

　　房里另外的一个人，大约40岁，个子高大；以后我由各方面去判断，他可能是山东人。那天我走进房间时，吴石转头看看我，没有说话。山东人向我打招呼，问：“你住哪里？”我简单地回答他：“台北。”“在哪里服务？”“电信局。”“什么事情把你抓来？”“不知道。”那人说：“既来之，则安之。没有事，没有事，放心啦。”

　　牢房的三面墙壁是水泥，一面是木头的门；看起来，整个空间像是日本式的。地面铺了木板，天花板也是木头材料。那个天花板的中央，安装了一个小电灯。房间面积大概只有三个tatami（tatami就是日本的迭席，大小等于一个单人床，但稍微窄一点；当时的台湾，常以tatami来计算室内的面积）。

　　在房间里，后面墙壁的上方，有一个很小的窗子。门旁边的墙上开了小洞，“看守”可以从那小洞监视人犯。在门的下部，也有一个洞；每天我们吃的饭菜，就从这洞口送进来。平时，“看守”一直在走道上走来走去。

　　每天有一次“放风”，但时间很短，才十分钟。放风有时是在上午，有时在下午。如果“看守”把门打开，喊一声“放风”，我们就走出去。院子里只有草坪，没有树。我们在院子活动时，一个看守站在旁边监视。各牢房人犯的放风时间，似乎是错开的，因为我没有见过其他房间的人。

　　放风之后，吴石和山东人可以去洗澡。我因为什么用品都没有，所以被关在“南所”大约一个月期间，我都没洗澡、洗脸和刷牙。

　　“南所”的建筑已经有些旧了，但环境还好。牢房里没有桌椅。靠近门的地方，放了一个马桶。每天晚上，我睡在门旁边，吴石睡中间，那山东人在最里面。

　　被关在南所的人犯，一天吃两顿饭。上午吃稀饭，每个人大约有十颗花生米；好像偶尔能吃到豆浆和馒头。下午送进来的饭菜也很差：小盆子里放了白饭，每人可以分到两碗。所谓的“菜”，几乎每天都是冬瓜汤，是装在铝盆里，大家一起吃；一个人大约能吃三块冬瓜。有时候，厨房会用空心菜代替冬瓜。

　　吃饭时，我们三人围着坐下，饭菜放在中央。从第一天起，我就发现吴石可能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因为每次都会送来一个小盆子，装着别的食物，是专门给他吃的。盆子里有肉、鱼，比一般人犯的伙食，要好很多。那个山东人似乎同吴石有些熟悉，因为他会吃吴石的菜，也主动向吴石说话、“献殷勤”，例如他问吴石：“还要不要再装饭？”那人对我就不说这些。

　　三四天后，吴石招呼我吃他的菜。后来我跟吴石比较熟了，有时会吃他盆子里的东西。吴石整天都很安静，几乎是从来不讲话。在他脸上，我看不出什么表情。他也没有明显忧愁的样子，可以说是相当镇定。吴石能够这样，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对自己的命运就感到害怕，也担心家人和同志的情况。

　　在白天，吴石通常是一半时间在看书，其余时候就躺着。他要看书时，就坐在窗外光线照得到的地方。吴石一直在读同样的书。有一次他两手把书拿得比较高，我看到封面印着“中国文学史”几个字。他在牢里，好像还有一支笔。不过我现在始终想不起来，他究竟有没有戴眼镜。

　　吴石把另外几本书放在地板上，都是相当厚的、硬壳的精装本，而且是旧书。我对这些书籍有点好奇，但不敢去动它们。有一次我歪着头，看一下书的侧面。记得其中有两本是《中国史纲》《世界史纲》。因为房间太小，又不通风，有时吴石就只穿着汗衫。我自己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有身上穿的那一套，没有替换的衣服。吴石的衣物比较多，有枕头、毯子（或被子）和内衣、外衣。他换下的衣裤，会交给“看守”送出去，也有人给他送来干净的衣服。

　　我进来约两三天以后，听到那山东人说，他是上校，在国防部某单位工作，因为金钱方面出了问题，所以从半年前，就被关在这里；不过他的问题已查清楚，没有事了，大概一星期后就可以回去。那人还说，如果我和吴石有事要向家人交待，他可以帮忙传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