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是我军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更是我个人经历中最不平凡的一年。

　　那年春夏之交，我正率领某军机关干部学习坦克驾驶、通讯、射击三大技能，突然接到军区通知，要我赴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

　　抵京后才知道，中央决定对军队建设作重大调整。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会上说，根据对国际形势分析判断，短时间内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我军建设指导思想必须实行战略性的转变，由随时准备早打、大打、打核大战转变到相对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上来，并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军100万。其中包括由11个军区精简合并为7个军区。

　　遵照中央军委决定，福州军区和南京军区合并，我被任命为合并后的南京军区首任参谋长。接到任命，我感到压力空前。南京军区历任参谋长，都是我景仰的革命前辈，其中有张震、张爱萍、张才千等名将，还有张祖谅、肖永银、张希钦等首长，都是久经考验、身经百战、德高望重，而我这时刚过41岁，是历任军区参谋长中最年轻的，资历浅、治军经验少，根本无法与前辈们相比；上任伊始，又面临军区合并、大量裁兵等艰巨任务。我认识到，这是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信任，更是老一辈革命家对年轻一代的期待，一定不能辜负他们的希望，我带着压力和动力，走上了新的岗位。

　　在军区党委领导下，我和同志们不分昼夜工作，制定出精简整编方案，包括各种计划、部署、条令、制度，详尽而又繁复。鉴于福州军区战备任务繁重，为防止合并过程中发生意外，我们还组织情报侦察部队严密监视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海防部署，精确制定交接计划，防止因突发事故出现指挥权真空。

　　军区党委就合并工作专门提出了“四讲”原则，即“讲政治、讲大局、讲风格、讲纪律”，一切按中央军委和总部合并要求办。领导机关带好头，又是做好合并工作的关键。在常委会上，福州军区政委傅奎清说：“我姓傅，福州来的干部都当副职好了。”大家听了都笑起来，在笑声中体会到了傅政委的大局观念和大将风度。我接着发言说，中央军委确定两军区合并后机关人数比例，南京军区为三分之二，福州军区为三分之一，合并应严格按照军委指令办，我们司令部已调整出三分之一的职位，包括16个二级部中三分之一的部长职位，福州军区少来一位也不行。

　　在党委会上，我强调对福州来的干部，一定要与南京同志一视同仁，特别在提拔使用上，要择优选用，条件相当的，还要优先使用福州同志。在推荐干部时，我们积极推荐福州过来的军务部长任某省军区参谋长。这是两军区合并后第一次提任军职干部。“一打纲领不如一个行动”，任命公布后，新军区司令部机关凝聚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原福州军区一些老同志担心合并后，因机关在南京没人管他们。我专程到福州表示：我们一定会坚持“五个一样”（即“在职与退下来一个样、南京干部与福州干部一个样”等五条），请大家放心。军区还马上成立了第二老干部服务处，负责接收管理。后来证明，福州老同志退下来安排都比较好，甚至还优于南京的老同志。他们说：“不要看参谋长年纪轻，处事倒很公道。”这对我是个很大的激励。由于坚持“四讲”，两大军区合并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受到了中央军委和总部一致好评。

　　两大军区合并后，我们根据形势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新规定，有力推动了部队正规化建设。我们培育有效机制，大力推进干部学习军事理论，研究未来战争，形成了“善学习、重研究、敢创新”的氛围，机关效率有了明显提高。许多老干部看到两大军区合并后呈现的新气象，纷纷称赞新的军区领导机关不愧是叶挺陈毅粟裕带出来的“老司令部”、“好司令部”。　　 （彭瑞高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