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尼克号的故事，因为3D的加入，再一次风靡全球，尽人皆知了。

　　多么老套的一个故事啊：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凭着一张侥幸赌赢的船票登上了这座移动的海上宫殿，并且轻松击败了拥有“海洋之星”超大钻石的强劲对手，和那位落魄贵族的娇小姐，任性地上演了一出荡气回肠的爱情悲剧。

　　在一座凭借真实的历史遗尘搭建的平台上，好莱坞调动想象，敏锐地揳入了他们对于性爱价值观的一种商业化表达。

　　我们记住的，不是一起海难，而是为之愀然一掬的眼泪。“爱情价更高”的晶莹，和着“生命诚可贵”的灼痛，一 并汹涌。

　　它是两个悲剧的叠加，一个属于历史，物理的沉沦；一个属于现实，人性的博弈。一个是真实的，一个是虚拟的。二者竟然都那么地岌岌可危。

　　地位与财富的巨大落差，可以把常态情境下的男欢女爱，淘换成揪人魂魄的戏剧冲突。它的发明权并不属于好莱坞，我们早已从汤显祖、从莎士比亚那里，不止一次地领教过。

　　然而，当1912年4月15日凌晨，在泰坦尼克号首航冰山林立的北大西洋的途中缓慢沉没的三个小时中，人们还能从类型化的商演中，领略到哪些不同于以往的创意表达？

　　美国新泽西州州立大学教授、著名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在他的《社会学》一书中这样写道：“不幸的是救生船不够。尽管很多人（超过1500人——笔者注）遇难，但乘客注意遵守‘优先救助妇女儿童’的社会规范”，使得英国公众和政府面对这一巨大灾难，“可以找到一些安慰”——统计数据证明，“乘客中69%的妇女儿童活了下来，而男乘客只有17%得以生还。”

　　这是英国人奉献给世界的一条活生生的文明守则。也是电影《泰坦尼克号》刻意渲染的场面，以至于其他一些若隐若现的细节常常被人忽略。

　　然而波普诺没有。如果他的分析也仅仅止步于廉价的捧场，其社会学大师的地位将令人生疑。他必须再向前一步。波普诺写道：“我们发现，三等舱中的乘客只有26%生还，与此相应的是，二等舱乘客的生还率是44%，头等舱是60%。头等舱男乘客的生还率比三等舱中儿童的生还率还稍高一点。”

　　为什么？

　　“一个社会学分析表明，轮船的头等舱主要由有钱人住着，二等舱乘客大部分是中产阶级职员和商人，三等舱（以及更低等）主要是由去美国的贫穷移民乘坐。”

　　这是人类社会更为强悍的另一条规则。

　　于是，波普诺毫不客气地修改了使英国人颇感“安慰”的“社会规范”：“在泰坦尼克号上实践的社会规范也许这样表述可能更准确一些：‘头等舱和二等舱的妇女和儿童优先’。”

　　财富、权势和名望，曾经并继续左右着我们的生存规则。它像浮移于北大西洋的巨大冰山，既是长期聚敛的文明结晶，也是冰冻三尺的文明赘痈，却只有八分之一的山体裸露着。

　　危机一刻，它就是灾难以外的全部冰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