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星”是越来越多了，什么影星、舞星、歌星、笑星……甚至还有什么“脱星”，真是名目繁多，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有关此类的造星活动、比赛也是层出不穷，目不暇接，如 “星生代90后文学大奖赛”活动之类，便是意在制造90后的新星。

　　其实，在中国古代，星之命名并不像我们今天这样滥用乱套。据我所知，古代的“星”，似乎多是用在文、武两个方面的。即在文韬武略上有所建树、建立显赫功勋者，方称之为“文星”或“将星”。也就是说，除寿星之外，古代大致仅有“文星”、“将星”二种。后来略事扩展，把有些文学成就特别高，影响特别大的文士，或武艺特别高强的武将也称之为“文星”或“将星”。著名诗人李商隐去世后，唐代诗人崔珏写了《哭李商隐》二律，其中写道：“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尝开。鸟啼花落人何在？竹死桐枯凤不来……九泉莫叹三光隔，又送文星入夜台。”诗中除了赞美李商隐有凌云壮志、万丈才华以外，又为其郁郁不得志、襟抱难以施展而鸣不平，深感惋惜，最后又以“文星”作比，喻其光芒四射，照耀夜空。唐代名将薛仁贵因武艺高强，能征善战，而有了天上白虎星下凡的传说，意即为当之无愧的“将星”。

　　也就是说，古代能诗善文或武艺高强者甚多，但并不是每一个文士或武将都可称星，随意加上“文星”、“武星”之名的。正如我们今天的作家和将领很多，也并非每一个人都可视“文星”或“武星”的。如果用古人的标准来衡量今人，我以为，像彭德怀、粟裕这样功勋卓著、叱咤风云的骁勇战将，巴金、老舍这样德高望重、成就卓越的文坛巨人，才配称得上“将星”、“文星”。

　　当然，星之概念，也会随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有些人为了怀念亲友、先师，赞其文才武艺方面的成就和功绩而喻之为“文星”、“将星”，也未尝不可。对有些文化名人在艺术领域中杰出才华的赞誉，而称之为“影星”、“舞星”、“歌星”，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绝不是能扭几下腰肢，拉几下怪调，装腔作势，哗众取宠，便能唤为“舞星”、“歌星”和“笑星”的。

　　在三十年前的中国大陆，曾掀起过造神运动，想不到在三十年后的中国大陆，又卷起多种“造星”运动，居然在涉世未深，还在起步阶段的孩子们身上搞起了什么“童星”、“星生代”之类的玩意儿，这实在有点变味，也未免太荒唐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