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村主持的“倍增计划”独到之处在于，尽管是政府主导的经济计划，但计划落实重点放在促进民间企业的活力上。日本政府通过减税、降息等方式，以强有力的政策引导激发了民间企业和社会资本的投资热情。
1959年3月9日，时任日本财务大臣的池田勇人在《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我的月薪两倍论”一文。池田在文中提出，只要中央政府政策得力，在日本国民共同努力下，今后5到10年，日本人月薪翻倍甚至增至三倍绝非梦想。
翌年年底，已经成为日本首相的池田勇人内阁公布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出到1970年度日本国民生产总值（GNP）翻倍的目标，从此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的黄金十年。
实际上，日本经济增速远远超过池田当初的预期。到1970年度，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为40.58万亿日元，是原定目标值26万亿日元的近两倍。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超额完成，不仅使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跻身发达经济体之列，也对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回过头看，池田及其智囊团制定的“倍增计划”超越了狭义的“经济规划”范畴，而是一份改变日本社会形态的蓝图。
战后经济的转折
与任何一份社会发展大蓝图的诞生类似，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产生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的完美结合。
在“倍增计划”诞生的前夜，日本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正在经历战败以来最激烈的转型。
当时，岸信介内阁因强行通过新日美安保条约，日本各界反安保运动如火如荼，岸信介内阁风雨飘摇，于1960年7月黯然下台。时任通商产业大臣的池田勇人在随后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胜出，接替岸信介成为日本第59代总理大臣。
“正是由于之前岸信介内阁强行通过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池田勇人内阁上台时，日本国内政治矛盾比较尖锐，各派政治势力斗争比较厉害。因此，池田勇人上台之后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收拢人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巡视员、研究员林家彬告诉记者，在这样的背景下，池田勇人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他想用这种办法把各方的注意力转移到经济上来。
日本历史学家中村隆英在新版《昭和史II》中也指出，利用“倍增计划”这一经济政策，池田成功实现了国民融合，也是日本战后政治氛围的重要转折。
经济方面，日本在经历和享受朝鲜战争等“特需景气”、“神武景气”后，到50年代末，高速增长势头已开始放缓。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冯昭奎向记者表示，“1955年，日本经济基本恢复到了战前水平之后，日本经济学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部分人认为日本经济仍将保持高速增长，而另一部分人认为日本经济将减速。”
当时日本经济学界的主流看法是：“特需”时代结束了，日本需要收缩投资和银根，以免库存过剩。1956年，日本政府在《经济白皮书》中有一句著名论断：“现在已经不是战后了”。这既意味着日本经济已经从战后废墟中走了出来，也暗示战后重建拉动的高速增长期临近尾声。因此，岸信介内阁晚期制定的“新长期经济计划”中，把今后几年的年均增长率调低到6.5%左右。
与这一主流看法针锋相对的是经济学家下村治。早在池田执掌大藏省时期，下村治就是池田经济智囊团“木曜会”的核心成员。下村治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设备投资的乘数理论”提出，日本正处于经济腾飞初期，民间投资意愿强烈，如果加以正面引导，今后年均增幅不会低于10%。下村1959年2月把自己的这一看法发表在专业经济刊物上，引来了包括“新长期经济计划”拟定者大来佐武郎、当时日本经济学泰斗一桥大学教授都留重人、日本央行调查局次长吉野俊彦等主流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围攻。
池田1959年3月发表在《日本经济新闻》的“我的月薪两倍论”，其实正是对下村的一种声援。研究日本战后历史的不少著作指出，池田本人是“经济通”，他与下村的“完美组合”是催生“倍增计划”的关键因素之一。
冯昭奎认为，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日本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恢复到了战前水平。但是，当时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差距还比较大，上世纪50年代日本人均GNP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因此，当时日本老百姓对生活水平也有了新的要求，这也是“倍增计划”的一个基础。
“有管理的凯恩斯政策”
1960年12月27日，在经过长期酝酿后，池田内阁正式出台“国民所得倍增计划”，提出到1970年，“国民所得”，即国民生产总值从13万亿日元倍增至26万亿日元。（注：日语中的“国民所得”并非指国民收入，而是国民生产总值。）
“倍增计划”开宗明义指出，制定这一计划的目的包括：经济规模倍增，扩大就业达成完全就业，国民生活水平大幅上扬，国民经济和民众生活取得均衡发展。
林家彬告诉记者，当时日本经济主要面临地区差距扩大、大企业与小企业的双重结构矛盾、劳资关系紧张等问题。
因此，“倍增计划”特别强调，将通过农业现代化、中小企业升级、加大落后地区开发力度等缩小城乡差异、工农差异以及大企业和中小企业间的发展落差。
下村主持的“倍增计划”独到之处在于，尽管是政府主导的经济计划，但计划落实重点放在促进民间企业的活力上。日本政府通过减税、降息等方式，以强有力的政策引导激发了民间企业和社会资本的投资热情。
饶有趣味的是，当时日本民众对“倍增计划”反响颇为冷淡。
《读卖新闻》当年的一份民调结果显示，只有15%的日本民众认为十年收入倍增有望实现，多达40%认为不可能实现，另有45%回答说不好，其实也就是持怀疑态度。《读卖新闻》解读说，在众多民众看来，“倍增计划”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然而，最终事实证明，池田和下村不仅押对了赌注，而且成果惊人。当时的日本政府统计数据显示，到1970年度，日本“国民所得”实际达到了40.58万亿日元，是10年前的3倍多，“倍增目标”的近两倍，年均增幅达到了11.6%，远超计划设定的“7.2%”年均增长目标。同期，日本人均消费支出10年内增加了2.3倍，显然经济腾飞惠及到庶民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