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学者于丹教授最近在接受媒体专访时，畅谈了文化建设的问题，洋洋洒洒，几逾万言。她提到自己的感悟，强调“文化须见天光、接地气、得人心”，并在理论上从中国传统文化到西方文化加以综合阐析，令我受到教益。但仍有困惑之点，特提出商榷。　

　　如就我粗浅的认识来看，文化的承传广播，与教育是分不开的；体现文化建设的效果，也须通过教育。于丹在专访中虽然谈到文化体制需要改革，却并未提出改革的途径，也未涉及教育问题。

　　不错，于丹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若干经典的研究讲述，付出了智慧和心力。但中国尊崇儒家学说，而儒家却特别重视教育，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对待知识分子，告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孟子认为人的良知，也须通过教育启发而体现。有一部著作《学记》，更是系统阐明教育的真义。如果说文化是“须见天光、接地气、得人心”的，仅凭抽象概念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所谓自觉、自信是主观的，这两“自”从何形成是值得商榷的。

　　很显然，我们要取得文化的陶冶，最重要的是教育的具体手段。例如中国社会曾流行的《三字经》、《弟子规》以及颜之推写的《颜氏家训》等，都是引具体范例教育子弟的。来自上海复旦大学的钱文忠教授也指出如《三字经》等传统典籍，内容更多是关于对孩子的文明和教养的，值得深入浅出耐心加以运用，这当是“接地气，得人心”的一条途径吧？

　　说到这里，不禁想到香港的文化建设，试着要推行国民基础教育，却遭到别有用心之辈诬蔑、反对。可见要使文化“接地气，得人心”，不能忽视教育的基础，仅热衷于“文化产值”是偏差之路。

　　最后，不妨提一提习近平到广州考察，当他步出马路时，不随便跨越，而是绕道走斑马线。对教育来说，这样具体的行动示范，更有说服力。（原刊今日人民日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