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著名书画篆刻家韩天衡成为新民晚报发起的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书画善会基金（上海书画善会）首批会员。韩天衡先生是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篆刻艺术院院长，上海中国画院艺术顾问，西泠印社副社长。作为一位著名的艺术家，韩天衡先生书画篆刻兼长，对中国篆刻史和篆刻理论有深入的研究。

　　近来，韩天衡和学生张炜羽在本报国家艺术杂志开设专栏“印坛点将录”，撰文对元朝以来的文人篆刻家进行梳理和点评，文章登出后大受欢迎；由新民晚报发起的“海上印社”正在组建，韩天衡等一批篆刻艺术家积极参与；龙年除夕到蛇年年初六，新民晚报在一版连刊7位篆刻大家的作品，引起高度关注；在拍卖行，篆刻作品的行情一路走高……媒体对篆刻艺术的推崇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变得不谋而合。有人说，当下正是篆刻艺术发展的好时光。带着种种问题，我们来到韩府，对韩天衡进行了专访。

　　谈到近年来的印坛，韩天衡自有一番感慨。他说，当年不少人看到“篆刻”二字，多不知“篆”怎么读，而现在，经常有人办个人的篆刻作品展览。可以说，篆刻已经从原来依附于书法的状态中逐渐走了出来。

　　见面聊天，韩天衡向我们讲述了一位部队老战友近日寄来了1964年他在温州日报发表第一方印章的剪报，这使他重又回忆起年轻时学习篆刻的情形。当年，韩天衡在温州当兵，空余时间坚持学习篆刻，营房边的水泥地，他用青田石刻了磨，磨了刻，四年下来变得又光又滑。一辈子追逐篆刻艺术的韩天衡，即使到如今，业余生活中也只喜欢看电视里的新闻，之外还有纪实频道的纪录片。家人看娱乐节目时，他就去刻印、写字、画画，或者读印谱，搞研究。他说：“关于印学的书，解放前有人统计说有1200多种，我到现在看了4000多种。所以才有那本《篆刻大辞典》。”为了这本辞典，他先后花了15年的光阴。

　　说起近期是否还在刻印，韩天衡说这两天在为一朋友刻一方印，光印稿就写了无数。我们有兴趣让他拿出来欣赏一番，他让家人取来一页信笺，只见上面粘满了他写的印稿，一数有十六个，仔细一看居然都是“如意”两个字。韩天衡说，“如意”印他曾刻过多次，这次再刻，总要有点新意。所以印稿一写再写，文字由左右横排再改为上下竖排，“争取多一点新意。”他说，他年轻时，往往拿起石头就刻，印稿也不写。所以当年在李可染先生家里当场奏刀，十分钟就刻了三方印。搞篆刻艺术，越到后面越觉得不能轻率下刀，觉得要多推敲才能出自己满意的作品。他曾出过一本书叫《改“瑕”归正———病印评改二百例》，其中100方评学生，另外100方评自己的作品。为此，朋友跟他开玩笑，说他自暴家丑，连篆刻的“天机”也泄露了。

　　有人说，明清与20世纪众多具有开拓精神的印人，几乎把篆刻创新的道路“走完了”，韩天衡在这种“无路可寻”中找到了自己的新路，形成奇崛雄伟、变幻多姿的个人风格。众多书画大师，像北京的李可染、黄胄、启功、徐邦达，上海的陆俨少、刘海粟、谢稚柳、唐云、程十发等，全国七八十位大师几乎都用韩天衡为其所治的印章。这是对其篆刻艺术的高度认可。韩天衡对印学理论的研究整理也是前所未有的。“三绝而一通”，他的书风、画风与其篆刻风格亦达到了和谐统一。他认为，艺术就像一只蜂窝，篆刻、书法、绘画在其中各占一穴，但是不能单打一，要把它们之间的薄壁打通，就刻左右逢源，新意迭出。这就涉及到一个人的修养和修炼，就好像一粒黄豆泡在水里只能成为黄豆芽，而把它种进土壤，加以施肥，就有可能结出串串豆荚，收获一捧黄豆。当年和谢稚柳老师聊天时，韩天衡提到了“诗心文胆”四个字，谢老连连叫好，建议韩刻成印章。如今，他经常在自己的画作上钤盖此印。

　　在韩天衡眼里，篆刻艺术与其他中国传统艺术不同，它在历史上有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周秦两汉一直到魏晋，那时是铜印时代，是工匠创造的，一直延续800年。还有一个高峰是明清一直到现在，这是因为元朝王冕首创了用花乳石刻印，引发了文人参与到篆刻创作中来，材料的革命往往引出艺术的革命，明清印风已延续近500年，现在篆刻艺术方兴未艾，可以说，篆刻艺术好的风景可能还在后面。

　　讲起篆刻艺术的创新和探索，韩天衡打了一个比方：一尊雕塑在完成之前，总是否定又否定。历史上创新的探索，成功的少，99%失败。如果一万个人探索，有一个人成功，可以说是伟大的胜利。倘使一万人都不思探索，安于守旧，结果只能是沉寂和无为。他认为，篆刻的创新总是在借鉴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比如乾隆年间的丁敬，他与以往只讲继承周秦两汉铜印传统不同，广采博取了上古乃至唐宋六朝印的妙处，取得了成功；接下来的邓石如，又在此基础上，汲取书法碑刻里的妙处，同样取得了成功；还有清末的赵之谦，又对当时新出土的文物采取了取精用宏的拿来主义……以后又有吴昌硕、齐白石……他们都是在美学、哲学观念更新的基础上，在技巧上进行了相配套的革新，因而取得成功。

　　说到这里，韩天衡微微一笑：“为你们晚报写《印坛点将录》我可要多化点功夫，力求通俗，不能太学究气了，要让篆刻艺术飞入寻常百姓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