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关于台湾现代史上《坚贞者，变节者，自首者》一文（《随笔》今年第二期），写到台湾本土人、中共地下党烈士郭琇琮，有一个细节：

　　“光明报”一案发生后，一天入睡前，郭琇琮忽然对妻子说：“你要有心理准备，我们将来可能要牺牲的！”怀抱初生婴儿的妻子，纤手撩动着孩子红扑扑的脸庞上那一片细细的茸毛，对生命之春的美好无限憧憬，却对一个总是将历史的胎动死死压于腹中的政治的残虐浑然无知。郭琇琮去书房拿了一本书来，是美国作家赛珍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发表的第一本小说《爱国者》，小说时代背景从1926年直至1938年的中国大陆军阀混战时期以及其后的抗日战争。他翻出一页给妻子看，这是描写一百多位爱国青年在长江畔被枪决的文字……

　　赛珍珠的这本小说我没读过，不知大陆有没有译本。我以为仅凭这里引用的，她在那个中国人蒙受着巨大苦难的年代，秉笔直书中国爱国青年惨遭屠戮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她的人道情怀，她对第二故乡的中国人民的热烈的同情。

　　在这之前，她在小说《大地》中对中国农民表露的友好感情，也是实在的。

　　于作品之外，像赛珍珠对林语堂介绍中国文化著作的推荐，也都与她对中国文化的关切分不开。

　　想一想，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有几部凝聚大心力写中国农村、中国农民的长篇小说如赛珍珠的吗？有多少作家作品涉及中国青年一代为国牺牲的壮举？在白色恐怖的文网之下，文人作家被围追堵截，不得发声，有赛珍珠这样对华友好的作家，努力写作中国题材，难道我们不应心怀感激么？

　　但在《大地》1938年获得诺奖的前前后后，我们这里颇多挑剔之声，更不用说在后来长达六十年的时间里，对这位友好的美国人视若无睹，以至恶语相加。

　　我不知道赛珍珠在她的晚年，对中国和中国人是怎样看的，她是否仍然相信早年她对自己曾亲近过的中国普通人的判断？她是否还保持着对中国人的好感？抑或她伤心地质疑：为什么中国人会变得如此的苛薄寡恩，仅仅是惑于一时的偏见，还是杂有根深蒂固的国民性传承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