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学舞对她日后的演艺事业有相当的影响力

　　邓妈妈那时突发奇想，也不管家中经济的窘困，决定咬紧牙关来培养她。她带着邓丽君到当时屏东唯一的“李彩娥舞蹈社”学芭蕾舞，聪明伶俐的她，同样的一下子就学会，连同班的大姐姐们都佩服这个不足龄的小芭蕾舞星。然而，学舞毕竟是有钱人家才玩得起的，在这个舞蹈班的短短学习历程，不久就因家中经济状况不佳而停止，但已经为她打下相当不错的基础，对她日后的演艺事业有相当的影响力。

　　祖籍河北的邓丽君，自然说得一口漂亮而清晰流利的标准国语，幼儿园中班时被推派为欢送大班毕业生而致词的学生，幼儿园的老师写好讲稿，她就在妈妈念一句、背一句的状况下，只读了两三遍就能朗朗上口，不一会儿就都会背了。毕业典礼那天，小小的她站在台上够不着两节式的麦克风，把麦克风降到最低之后，还得在脚下放一张小凳子站上去，才能对得上麦克风致词，让台下的嘉宾都为这可爱的小女孩而笑开了。

　　当她从容大方、一字不差地致词完毕，观礼家长们报以热烈掌声。邓妈妈在台下哭了：“那是我女儿哎！那是我们邓家的女儿哎！”就这两句话，反复在心头绕，那时候不知道，这就是一种骄傲，混合着一种疼惜，一种了解，了解到这一刻的荣耀，其实是她练习了多久、多久，被提醒、被纠正、在家试、在班上演练，重来又重来的努力，“好好地准备与准备得好好的”是两种不同的境界，邓妈唯一的欣慰，是在自己的DNA里，遗传给她的不认生、不怯场、落落大方。尽管有许多场合她还是会很紧张，都不是每次轻松过关，但熟悉邓丽君的人都知道，在她这一生的演艺生涯诸多演唱、活动、录音、录像等大大小小场面，她从来就没有匆匆忙忙赶时间、赶来赶去，以至于毫无准备地登台，她爱惜羽毛，绝不砸自己的招牌。

　　我还记得在日本访问时，她的经纪人追忆：“有一回，红白对抗的前半个小时，我发现她去洗手间怎么这么久都没有回来，我担心是她身体不舒服，或是临时有了什么状况，很不放心地跑到女厕去查看，我站在女厕门外，却听到她在洗手间里一遍又一遍做声乐式的发声练习，我听过太多次她的演唱了，从来不知道那好听的声音是从这样单调的‘啊，咿’所积累出来的，我一个傻傻的大男人，愣在女盥洗室外听到出神……她出来后很不好意思让我担心了，轻轻地说一句：‘我想让稍后演出时，声音能更完美。’我真为她的敬业态度感动！你知道吗？她那时已经是红透半边天的大牌明星了，还这样鞭策自己，一定要拿出最好的一面来给观众，那是她常年独特的尊重，尊重每一个听她唱歌的人，这种尊重是教不会也勉强不来的，那一定要有心，不应付、不敷衍的心！”

　　1959年，邓丽君上了小学，邓爸爸从军中退下来，和朋友在台北合伙做点小生意，举家就一起搬到台北，先落脚在松山路做生意。合伙生意失败后，邓妈妈到工厂去做工贴补家用，他们搬到通化街，一家人生活非常困苦，军中袍泽是有感情的，那时有位也是退伍的弟兄帮忙出了点钱，才让邓家一家五口搬到芦洲乡安定下来。

　　邓爸爸天不亮就得起来，发面、和面，擀成一张张饼，烙成好吃的北方大饼，骑着脚踏车，后头载着简易的“保温箱”沿路叫卖。邓丽君上小学之后，邓爸爸得到机缘在她就读的芦洲小学福利社里头寄售，与她同时进芦洲小学的廖汉权老师常看到她帮忙邓爸的小小身影，她并不以家境贫寒为羞，总是默默在福利社里先帮爸爸弄好要贩卖的各式各样面食才去上课，当时就对这个乖巧的小女孩印象非常深刻。

　　廖老师还观察到她包容同学的另一面。他记得邓丽君的身高并不矮，座位就在倒数第二排，班上有位男同学很调皮，偷偷地把邓丽君的两条长辫子绑在椅背横杠上，让她下课起立的时候，一站起来，就把椅子也带起来了，大家哄堂大笑，她为同学的捉弄哭得很伤心，却默默忍受下来，不发脾气也不向老师告状；捉弄她的男同学没想到她是这样的反应，很羞愧的再也不敢捣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