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宣的烟斗

　　半个多世纪来，中国文坛上很少有人不知道杜宣的烟斗。也可以说他的形象是与烟斗紧紧相关的，以至于在二十多年前，就有南桂北黄之说。北黄即黄永玉，不说他一生中走南闯北，不知收藏了多少只烟斗，就是在他的不少诗文中，也写过他与烟斗的故事。南桂为杜宣也（杜宣本姓桂），烟斗也家藏了不少，此类文章却是鲜见。我在文学报编《雅玩》副刊时，有幸编发了他的写烟斗文章以及一张吸烟斗时的照片，那照片拍得传神极了，即使不通晓文学的人见了，也会感觉到一位大家的风采。文章却是经过再三争取，通过他的女儿之手取来的，那时我也仍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愿写此类文章。

　　我曾在杜宣先生手下做过几年编辑，与他较为熟悉，也听他谈及过一些有关烟斗的趣事。在他看来烟斗是一门无穷尽的学问，所以他能告诉你世界市场上流行的烟斗中，最贵重的不是过去欧洲皇室和贵族用的镶金镶宝石的烟斗，而是木质的最好，又以非洲产的野蔷薇根为上品。只是十分可惜，经过几百年的挖掘，现在这种野蔷薇的根已经十分稀少，所以价格也就不菲。他还会告诉你烟斗的造型尽管层出不穷，但一般说，弯的烟斗是看书时用的，直的是外出时用的，尽管如此，杜先生还是郑重声明自己不是烟斗收藏家。

　　不过，我与杜宣先生第一次见面，却确实源于他的那只名声在外的大烟斗。那是打倒“四人帮”后，上海文艺界的一次聚会，一位又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复出。引起了大家的注目。那天在会上，就在我观望之际，身边的几位文友热情地指点我，说是杜宣先生也来了，瞧，就是手握大烟斗的那位。对于杜宣先生的文章，以前读得很多，也看过他写的戏，这次终于见到了，而且终生难忘，在那么多笑声朗语的人丛中，唯有他的一只大烟斗在徐徐地吐着缕缕青烟，显得既有风度又有气派。想不到日后我调进文学报工作，居然在他领导下工作了几年，也时有机会得以亲近他的大烟斗，了解了他现有的烟斗有五十多只，以及每只烟斗的来历及故事。其中有二十多年前费彝民先生相赠的法国制造的水母烟斗，也有十年浩劫时老友黎先耀在燕山山脉的农村中“下放改造”，利用燕山上的木头疙瘩，因地制宜做的烟斗。最使他难忘的是1940年，他们在桂林创立新中国剧社，剧团一天在剧场演出之际，巴鸿捡到了一只又重又难看的水泥做的烟斗，因无人前来领取，便交给杜宣先生用起来……

　　久而久之，我终于明白了杜宣先生原来是在收藏那些永远难以磨灭的记忆，在他的办公室里，或是在他的书斋里，在那一闪一闪的红红的艳艳的烟火里，我感受到友情的珍贵、人生的欢娱，以及历史的变迁。杜宣的文学生涯是十分辉煌的，十八九岁留学日本时就创办了文学刊物，鲁迅、郭沫若都是他的作者。他的一生中创作了好多个剧本，还发表不少散文。在人们印象中，是位剧作家、散文家。其实他还是位洒脱、奔放的诗人，写的一手好的旧体诗词，在同辈作家中，无人能出其右。在抗战时，还曾发表了一首讽刺张发奎消极抗日之诗，差点引来杀身之祸。上世纪80年代，中日文化交往频繁，上海文联组织了一批诗人写日本俳句，依我看写得最为到位的是杜宣，而不是那些写现代诗的诗人。我每去拜会杜老时，总会谈到诗，而且一说到诗，他便会站来身来，在书房里踱着方步，手里握着那支吐着缕缕青烟的烟斗。

　　以后，当杜宣不在文学报供职，又因他年迈，也就不敢再去他的府上打搅他。而且自从叶露茜女士去世后，他就戒了烟，并曾对一友人伤感地说：“今后我是口衔空烟斗，怅然写诗篇了”。听到此处，我也十分感伤，感伤之余，又突然感觉到以后再也见不到杜宣先生那种抽着烟斗的气度了。那种姿态，那种风范不是一般人摆弄烟斗就会形成的。

　　听说杜宣先生戒烟后，嘴里时常会衔着一只空空如也的大烟斗，在沉思着什么。一天夜里当我编发他写的那篇悼念菡子的文章“老兵走矣”，很是感动，情不自禁又想起先生，想起那只大烟斗，没有点燃也不可能再去点燃，却有着红红的艳艳的火焰在我的视野中闪烁。

　　诗坛老顽童蔡其矫

　　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塑造了个可亲可敬又可笑的老顽童，依我看蔡其矫是中国诗坛上当仁不让的老顽童了。在我所会过面的老诗人中，蔡其矫绝对是一位潇洒、快乐的人了。肩挎一个照相机，身背一个旅行包，天马行空，道骨仙风，活得十分自在。早先，我曾约过老先生的稿子，那时没有手机，挂长途联系，他有两个家，冬来南下福建避寒，夏至北上京城消暑，很难一下子就寻到他，又因为他行踪不定，一会儿去西北玉门关外，一会儿到西南藏北高原，仙鹤道风，总喜欢一个人周游高山大川，向他组稿很难。

　　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文学报在浙江江山组织笔会，其间我与几位同仁忙中偷闲去了出没在深山丛中的一条古道，古道悠长、险峻，据说唐朝黄巢起义时为逃避官兵围剿，带领义军从这里经过。人走在古道上，心旷神怡中也有惊吓，山径曲曲弯弯，径边便是峡谷深渊。那时我三十来岁，还算是青年汉子，一路走来已是气喘吁吁。当我听到陪同前来的江山市文联主席谈起也就是在昨天，他们也在这里陪伴老诗人蔡其矫采风，他一个人由省城杭州来到这里。他是专为游览古道而来的，要为他找个伴也遭拒绝，毕竟七十多岁的人了，加之行走在荒山野岭，很让人放心不下的。

　　如果说以前对蔡其矫种种传说，只是耳闻的，这次是近乎直观了。不想惊动人家，也不让别人干涉自己，他在江山连一口饭也没吃，一口茶也没喝，一个照相机一个旅行包便顾自周游列国去了。当然与老诗人在2002年在山东青州笔会上相逢，便是直观的认识了。那时我与他都是评委，我是由上海乘火车到山东的，而他是由浙江爱情诗诗人董培伦一路陪同，沿着大运河，乘着小拖轮，览尽运河两岸风光而来的，老诗人当时已经八十岁了，风尘一路，依旧很有精神。晚上我与田永昌陪着他在宾馆的花径上散步，没感到他有半点疲倦的样子，话兴极浓。即使被打成右派一事，他也往事如烟，只是谈自己的乐趣不只是在于诗，而是在于山水之间，每年至少有一半时间充当山野之人。

　　四年后，我应福建莆田市文联所邀，参加当地一个规模宏大的艺术节，到会议接待处报到后，我待安排了住宿，便一个人下楼想去观光一下莆田市容，不巧就在宾馆大门口，遇见一位老人拖着一只行李箱从外面走进，我还没来得及相认，那位老人先向我打招呼了，哦！那不是蔡其矫老人吗！莆田的再度相逢，让我明显感到老诗人有点老态了，但骨子里那股豪气还在，当我劝他不要再去当一个探险者走南闯北，应该安度晚年了时，老人笑着告诉我，一个诗人偏居一隅，不去与大自然亲热，是不会写出好诗的。临别前的那天晚上，我去向老人辞行，他合了合拳对我说：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其实，这也正是我在心里送给这位老诗人的祝福。第二天上午，当我离开宾馆乘车驶向机场之际，又看见不远处蔡其矫拖着拉杆包，肩下挎着一个照相机，在不远处被几位女青年簇拥着，谈得十分热闹。青山可以不老，绿水可以长流，但人无法抗拒自然规律，没过两年，我从福建文友那里得知他去世的消息。也可以说他是闭目在旅行途中，从外面回来，在家中稍作调整，又马上准备再外出，突然倒下了，倒下时老人很安详……

　　（摘自《我的那些诗友们》，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