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读了马慧元的两本书：《写意巴洛克》和《管风琴·看听读》。作者以感性而细腻的笔触抒发了对巴洛克音乐、对巴赫的热爱以及对管风琴这一古老乐器的深深迷恋，读来引人入胜。然而，作者在《管风琴·看听读》的“自序”中却这样写道：“凡是感官感受，无论是视觉听觉嗅觉，原则上都不可写，因为一写就错”。我看了甚是纳闷，暗暗嘀咕：既然原则上不可写，自己却无原则地写了那么多，还写得这么好。 

　　音乐可不可以写？抑或音乐可否被言说？这个问题很让人纠结。 

　　在所有艺术类中，音乐大概是最抽象的一门艺术了。它不同于文学、绘画、戏剧等视觉艺术。音乐对表演者而言，仅仅是五线谱上的一个个音符而已，对听众来说，也不过是一串串音高不等、长短不一的乐音罢了。我们常常会带着这样的问题去直面音乐：作曲家究竟在说些什么？譬如我们第一次听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在没有背景资料的情况下，你很难听出所以然来。但相信有点“听历”的爱乐者一定知道贝多芬所指的“英雄”是何许人，作曲家又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写下这部煌煌巨作的；再如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问世之初曾被当作反法西斯战歌而广为传播。作者曾表示：“此曲是战斗的诗篇，是坚强的民族精神之赞歌。”第一乐章有一段冗长的鼓乐更被绘声绘色地比喻为“侵略者的脚步声”。后来得知，该乐章其实早在德寇入侵前就已经完成，“脚步声”之说不攻自破。三十多年后，这部交响曲又被说成是作者对斯大林专制统治下的社会现状的控诉，出处即来自于伏尔科夫的《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口述》。至此，真相似乎已大白于天下。然而，伏尔科夫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言论是经作曲家授权发表的。《第七交响曲》究竟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大概除了作曲家本人之外，只有天知地知了。但无论如何，作品的动机肯定是有指向性的，并一直在被后人“言说”着。

　　但是《第七交响曲》作为一部“应景”作品，曾在二战中为抗击法西斯发挥过积极作用。

　　看来，音乐只有被“言说”了，人们才易听懂，也弄得“明白”。但转念一想，好像也不尽然。假定音乐都可以言说，那么被奉为钢琴音乐的“旧约圣经”的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该如何“言说”呢？斯卡拉蒂和莫扎特又在各自的奏鸣曲里“叨咕”些什么？还有海顿的交响曲和四重奏……音乐似乎又变得深不可测了。于是就有人说：音乐可以穿越时空，跨越国界。音乐是一种无需翻译的语言，它只能意会，不可言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