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上珍是一名新女性，女白领，在上海新式报纸《商报》馆做书记，也就是秘书。1922年9月，年仅24岁的席上珍，因为买股票纠葛，造成巨额资产损失，愤而自杀。

　　席家系苏州洞庭东山望族，这位席小姐毕业于上海有名的城东女校，业余又在英文补习班进修。她喜欢读书，写过小说，英文流利，而且穿着打扮颇有品位，坐办公室，在当年算是文化程度很高，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女性。在股票买卖狂热下，报馆经理汤节之开设了一家信托公司，帮人委托理财，席上珍向亲戚朋友挪借了5000元（按实际购买力计算，约为现今的50万元），交给汤购买股票，自以为近水楼台先得月。

　　不久“信交风潮”袭来，大批交易所和信托公司倒闭，席上珍不仅颗粒无收，连一纸股票的凭证也没有拿到。席虽说是一名白领，月薪并不高，仅20元，这5000元的钱款，大部分是母亲的积蓄，其他都是东借西凑而来，对她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

　　据亲友说，席上珍曾多次向汤节之催要钱款，但汤说：“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你钱放在我处，有何不放心耶。——你嫁了我吧。”因为讨不回钱，无法向亲友交代，且又受了汤节之的羞辱，席上珍两次在报馆内喝药自杀，两次都被人救了过来。

　　1922年9月9日晚上，席上珍没有按时下班，她等到众人散去，独自进入汤节之的办公室，用一根电线上吊自杀，这一次，等到有人发觉她自杀，已经无力回天了。她以这样一种方式表达她的冤屈，也反映了她的绝望。在社会大变动的时代，新女性往往是最为脆弱的群体，她们的敏感、刚强和名誉感，成为她们迈不过的坎，难以逾越的人生障碍，而经济上的顿挫，往往成为最直接的因素。

　　席上珍自杀后，社会舆论强烈谴责汤节之的卑劣行径，多认为是汤拒不返款导致席的自杀。陈望道先生也写了《席上珍女士在商报馆里吊死事件》，对席的自杀表示同情。处于风口浪尖中的汤节之，则公开发表声明，称他早已将所购股票凭证交予席上珍，至于股票惨跌所造成的损失，与他无关云云。

　　经济纠葛引发的案件，一旦条件具备，马上发酵成为社会关注的事件。媒体报道连篇累牍，市民百姓街谈巷议，一直到第二年才渐告平息。

　　早期入职报馆的女性不多，炒股的女性更少，而且炒股自杀，在股市大起大落的时候，很容易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加上她与报馆经理的是非缠斗，一点办公室的暧昧，她的死也与后来的阮玲玉、筱丹桂一样，具有一定的“娱乐性”，人们在一掬同情之泪的同时，也不乏观赏一场精彩好戏的黯淡心理。

　　民国时期，女明星阮玲玉因为“人言可畏”自杀，越剧红伶筱丹桂也因为“做人难、难做人”自杀。她们的死，在当时都引起轰动，说得难听一点，社会造就明星，就是用来娱乐和消费的，明星的一举一动都有娱乐价值，何况非正常死亡呢，所以她们的死，也被看客们视作最后一次买单，一定要物有所值，爆炒到底。

　　席上珍自杀事件很快演变为一场各方势力博弈的游戏。汤节之系广东人，在上海很有名望，是沪上的粤商领袖，他为报纸聘请的主笔，是后来被称为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粤商与其他商人团体为争夺商业利益，向来存在矛盾冲突，此刻被社会媒体舆论曝光其负面新闻，其他商业势力焉能不暗中窃喜？席上珍死后，洞庭东山同乡会立即出面为她伸冤，谴责汤节之的道德败坏。

　　随着社会各方势力的介入，事情的发展愈益社会化、扩大化。粤商和汤节之虽然竭尽全力进行辩护，终于抵不过社会舆论如潮般的攻讦。法院判处汤节之有期徒刑三年（未执行）。此后有传言汤将“异地为官”，因为名声已坏，被人告发而作罢，遂销声匿迹，不复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