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要研究上海的建筑史就不得不提到邬达克，他在上海留下了作品分布之广、种类之多、品质之高，在世界建筑史上也是少见的。而在这里，我虽然只看到了他的第一件设计作品，却依旧感到很有意义，这可以说是邬达克建筑设计的起点。

　　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市市长：是的，邬达克的成就其实都是在上海完成的，他的风格变化、成长，都离不开上海这个大舞台。尽管是战争迫使他走上这个舞台，但事实证明，这对他而言正是合适的时间和场所，才成就了他的设计。

　　郎·泰伯隆秘书长：我也对邬达克在上海的作品非常感兴趣，因为那些作品中不仅有当时欧洲常见的古典主义、折中主义等保守风格，他更是将装饰艺术、表现主义、现代主义还有地域文化等不同风格，根据建筑功能、场地等因素灵活地运用，这种既能守旧，又能充满自己的独特性，实在是很难得。

　　克拉拉·库比茨柯娃博士：邬达克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不仅靠的是天赋，更离不开早期的教育以及日后的努力，邬达克父亲格耶尔奇·邬杰茨的先祖是当地的磨坊主和农场主，他也是位相当了不起的人物，他是家族中的革新者，有着超前的艺术和眼光，他不但成为了一名才华横溢的建筑设计师，还是成功的建筑承包商，这为邬达克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另外，他发现邬达克的绘画天赋后，就开始有意识地培养他，在邬达克进入大学前已经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实在是位很有远见的父亲。

　　本报记者：没错，邬达克在不同风格中能够游刃有余地变化，的确离不开早期的积累。或许他父亲的创新精神也能遗传吧，当其他洋行设计师们还在沿着老路走，一如既往地秉持着古典美学原则按部就班的时候，邬达克却走向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分水岭。他的创作充分展现了他的随机应变能力，他的创作不仅得到了国际范围的认可，更是扎根本土，在上海人心中成为最具上海特色的老建筑了。

　　郎·泰伯隆秘书长：我也听说过上海的大光明大戏院和国际饭店，他用相当成熟的现代主义和摩天文化，他给当时的上海建筑界注入了全新的思想。大光明戏院让上海成为了除纽约以外第二个阿达迪克风格引领者，既没有古典主义的束缚，也不再是装饰主义的天下，建筑内部布满了直线与弧线的交接，不高的建筑却足以吸引眼球。如果有机会，我真想亲眼到上海去看看。

　　克拉拉·库比茨柯娃博士：再对比邬达克家族留在班市的作品，就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他从古典主义走向现代主义的过程，这样一来也尤其显得邬达克在这里留下的唯一“处女作”具有多么重要的象征意义。我想众多喜爱邬达克的朋友如果有机会一定要亲自来班市和去上海，才能真正感受到邬达克的魅力。

　　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市市长：是的，邬达克成长在这里，而在我们的城市中转一圈就会发现，这里几乎和百年前没太大的两样，依旧可以站在钟楼俯瞰整座城市的风光。而上海则是邬达克蜕变的地方，他将人生最辉煌顶峰的时刻留在了那里，我们班市作为邬达克的出生地和成长读书的地方也感到很荣幸，同样探访了这两座城市的“邬粉”该有多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