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7月，正在筹建上海博物馆的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收到了一封捐赠信：“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所，克保永久。诚愿将两大鼎呈献大部，并请拨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筹备之博物馆珍藏展览，俾全国性之文物得于全国重要区域内，供广大观众之观瞻及研究……”信中所提及的“盂克二大鼎”就是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的大盂鼎、大克鼎。这位要将两鼎捐给国家的寄信人叫潘达于。

　　9月，考古学家陈梦家等人在潘达于的指点下，来到潘家旧宅，在轻扬的微尘中，宝鼎重新出世。刚刚成立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以隆重的授奖典礼表彰潘达于捐献之举。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二鼎入馆珍藏；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大盂鼎和其他120多件珍贵文物应征借调北上。从此，两件国之重宝各镇一方，遥相呼应。

　　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有一个活跃在上海各个古玩铺或钱币店的人物，常常神龙见首不见尾。大家称他为“包先生”，有些人叫他包申甫，事实上，他的真名实姓是李荫轩。“文革”时期，李荫轩为了保护毕生所藏的价值连城的文物古玩，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打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电话。马承源接到李荫轩的电话后，马上和几个同事一起赶到李家。只见房里一片狼藉，李先生夫妇表情木然，地上摊满青铜器，都是流传有绪的珍品，如铭文记载周成王时代平灭商纣王之子武庚叛乱的小臣单觯，记载周康王命明公领导伐东夷的战争的鲁侯尊等，共有100多件。由于博物馆无法接收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的捐赠，所以只能用代为保管的名义收下。1979年的一天，李荫轩的妻子邱辉女士突然来到博物馆找马承源，说李荫轩已于1972年因脑溢血病故，表示：“现在，我按丈夫生前的愿望，同时也是我个人的心愿，决定将这些文物全部捐献给上海博物馆。”

　　还有一些藏家，虽然自身对于青铜器并不是很了解，但是在马承源先生的人格魅力影响下，主动出资购买青铜重器捐献给上海博物馆。有一年，马承源获悉子仲姜盘在香港出现，但很快就会再度流失，即向叶肇夫先生求助，告诉他子仲姜盘是我国驻外机构整整追踪了9年的两件国宝之一，希望他帮助寻宝、留宝。想到保护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是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叶肇夫先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朋友的请求。就这样，叶肇夫先生斥巨资3750万元，将子仲姜盘收归囊中。香港回归前夕，上海博物馆为了迎接香港回归要举办一个大型展览，叶肇夫先生将此盘送给了上海博物馆。

　　最近的一次大规模捐赠则是在2012年，美国洛杉矶著名的艺术品收藏家、露得清公司前总裁罗伊德·扣岑将其毕生收藏的91件中国古代铜镜悉数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其捐赠的铜镜均为比较少见的中国古代铜镜，补充和完善了上海博物馆铜镜收藏体系。晓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