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入文学写作的时候，是一个没有文学的年代。那个年代文学被打倒了。那是40年前。那个时候，我在上海星火农场砖瓦厂当知青，每天烧窑，加好了煤就坐在窑顶上，看着远处。窑的前面是一条河，对面是上海文化五七干校，上海所有的文学家、艺术家在那儿放牛、养猪、种庄稼。我坐在窑顶上能够听到干校大礼堂里传出“打倒巴金”的声音。那时在打倒文学。可是很奇怪，我坐在窑顶上看着远方，却走进了文学。 

　　三十几年前，我写了一篇短短的小说，投啊投啊，一个个的刊物都拒绝了。他们觉得小说很好，可是不敢录用，因为有风险。这篇一个一个刊物都不敢发表的小说，江苏《少年文艺》用了，当年的主编叫顾宪谟。后来，它获了1957—1979江苏省第二届儿童文学评奖一等奖。顾主编坐火车来上海通知我去领奖，那是一个非常热的夏天。我进入文学的第一次最隆重的面对，就是在这次领奖仪式上。当我到达的时候，很多报刊的记者举起了相机，相机发出一道道光，就在那样的光亮下，一条未来的路正式开始了。就是儿童文学的路。那些光亮留给我的不是文学的荣誉和个人的骄傲，荣誉和骄傲都是很容易失色的，甚至连自己都会失掉兴趣，它们留给我的是文学本身的亮光，是对于文学的敬重。

　　在颁奖以前，主编请我到会客室，讲了过程和故事给我听。是关于我的小说的。我的小说叫《马老师喜欢的》。他觉得这个作品非常好，想发表，可是拿不定主意，就把这个作品印了很多份，给南大南师大的老师看，那些老师也意见不一。晚上，他对爱人说：“有一个作品我想给你看一下，如果你认为可发，我就发，但如果你同意，将来有了风险，请你与我共担。”他的夫人很快把小说看完，立刻说：“你发，有什么事情我和你一起承担。”这篇小说后来就发出来了。现在听这样的故事，你会知道那个年代的编辑们、写作者们对文学是怎么敬重的，是被捧在手里，端庄的。这样一种心情，态度，一直到现在，我始终都保持着。

　　我不是一个进行巨量写作的人。我是不是没有进行巨量写作的能力呢？不是的。我是没有进行巨量写作的热情。我把文学看得很重，因为我是在一个没有文学的年代走入文学的。我把文学看得很高，因为我是在一个文学被践踏的年代走入的。如果我不是把它看得很重很高，那么我那个时候来到这里面做什么呢？我为孩子写每一篇小说、散文，都是很正式很敬重的。我不糊弄孩子，不糊弄读者，是因为我不糊弄文学，不糊弄文学在我心里的感觉。不糊弄那珍贵。如果我稍微放纵一下自己，有无数的约稿在等待着我。我每天就可以等待着寄来的稿费单。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三十几年里，我究竟写过多少字数的儿童文学。我老觉得不可理解的是，有的人怎么在很短的几年里就宣称自己写了200万字、300万字？我不能理解一个人几乎除了自己别人都不知道他，没写几年，怎么就出文集了。当然，那也是他的“文集”，可是，这是我们说的文集吗？是文学里、著作里的那种概念吗？我的自己的“子涵童书”的序言是这样写的：

　　“我为小孩写作了很多年。我是著名作家了。可是我仍旧只是一篇序言。

　　什么叫序言呢？

　　就是开始。

　　就是第一页。

　　就是必须十分认真。

　　就是不可以马马虎虎。

　　就是心里很清楚，世界上有多少优秀的作家，优秀的文学，优秀的为孩子们写的书。

　　就是知道，努力的路途有多长。

　　就是每次开始新的写作，都会有些小心翼翼。……”

　　在这样一个追求轻松的年代，我这样说文学，这样说写作，真不合时宜。可是这是我的真实的声音。我不用假声说话。不过，我写的儿童文学，我的那些孩子故事，都是轻松、风趣的。我是敬重地写着幽默。我制造笑意、笑声的时候，是有人格方向的。没有人格方向不是真的幽默，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轻松。 

　　十日谈

　　我写童书

　　最喜欢做的事情，便是张望和遐想，明请看本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