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秋天，校园里的人很少。能够去串联的同学都去串联了，乘火车换轮船，不花一分钱就看见祖国有多大，形势有多好。不能串联的，就在家里呆着，躲闪着出身不好的羞辱。我没有去串联，也不喜欢在家里躲闪，依旧天天去学校逛，看看又贴出来的新大字报。新贴出来的大字报也很少了，中学生，即使想满口胡言，其实也胡言不了多久，肚子里就那点儿货，说着说着，早已空空荡荡。新思想本来就没有，新口号又想不出来，大字报栏上只能零零落落，风雨扯碎的胡言乱语被浆糊死死沾在那里，想落到地上被扫进垃圾箱也很困难。

　　学校的大字报栏主要在办公楼和教学楼当中那一块地方。六七月的时候，这一块地方如火如荼，让你恍惚觉得，革命就在这儿，胜利也在这儿！可是现在冷清得像个玩耍散去了的弄堂，我在冷清的弄堂里逛。

　　这时，我看见了党支部书记。她戴着草帽，戴着袖套，穿着布鞋，正在扫地。蓝色的上衣已经洗得很淡。“革命”前，在校园里看见她，几乎都是在从办公楼到教学楼的路上。她庄重地走着路，不会主动和学生打招呼，都是学生对她说：“许老师好！”然后她说：“你好。”她脸上没有什么笑容，是党支部书记那样的严肃，可是目光里有温和，目光里还有那个时代一个党支部书记眼睛里应该有的纯正和庄重！那个时代中学生的眼睛里，党支部书记是很大的，在我的眼睛里很大。

　　可是她现在在扫地，她被打倒了。她从前走在校园路上的纯正目光里闪耀的全是革命的方向和神圣，可是现在把她打倒的理由却是她搞了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她扫地的时候目光是卑怯和软弱的，隐隐地还有不好意思。她走过我身边的时候没有抬头，但是这时，我轻声地喊了她一声：“许老师好。”我喊的时候先看了看四周，四周没有人。如果四周有人，只要有一个人，我都不会喊，我没有那么大的胆子，我是个胆子很小的小孩，那时只有初三。

　　许老师抬了抬头，轻声地对我说：“你好。”然后又立即低下头扫地了。我没有看清楚她眼睛里有什么，是闪耀的还是流露的。

　　那是1966年秋天的一个瞬间。长度比一片叶子落下来还要快。我不知道党支部书记许老师后来是不是记得这个瞬间，但是我记得。我只要想起就觉得安心。我而且记得许老师对我说“你好”时，口气里有些对大人说话的感觉。是不是那个时候她觉得面前的这个学生有点儿懂事。我也觉得自己那时是懂事的。 

　　秋天和冬天，我不但在自己的校园里逛来逛去，还到很多的大学去逛，去看胡言乱语。冬天的时候我走进了音乐学院。音乐学院也是空空荡荡，没有几张大字报，也没有钢琴声和小提琴声，但是听见了一阵小号，吹的是一支鼓舞造反的歌曲，急速，有力，让冬天的校园冷得更凌厉。树上的几只乌鸦不害怕，依然高高站立在那儿。

　　这是一个不大的校园，逛一会儿就可以逛完。最后我就逛到了一排琴房前。这时是下午两三点，琴房静悄悄，但是在一间琴房的门口坐着一个人，远远一看就知道是个老人，而且像“牛鬼蛇神”，穿着黑的棉衣，戴着绒帽，手插在衣袖里，身体微微往前弓着。那一天是晴天，可是阳光微弱，我走了过去。我想，他是坐在这儿晒太阳吗？走到琴房门口看见墙上贴着打倒贺绿汀的大字报，我立刻明白了，他就是贺绿汀。他没有抬头看我，依旧弓着身。那样弓着坐在椅子上，身体就显得很小。他就这样很小地坐在微弱的阳光里。

　　我没有多停留。我不敢在“牛鬼蛇神”面前站很久。但是那时我想到了《游击队之歌》。我离开琴房。走了一段路又回头看看他。这时有个戴着红围巾的女大学生走过来，我指了指问：“他是贺绿汀吗？”“是的。”她的语气里没有凶狠，她长得很好看。

　　很多年以后我知道，贺绿汀的《游击队之歌》是在山西一个冰冷的煤仓里写的，但是过了很多年，他却在另一个冰冷里坐着，阳光是那么微弱。

　　我一直对自己说，如果那一天，我走到他面前时，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我偷偷地问他一句：“你冷吗？”那有多好！可是我根本没有想到。那个下午，在这个很大的音乐家面前，我心里的阳光更微弱，甚至一点儿没有。

　　我这样想起和说出的时候，心里是不安的。

　　那么我现在可以补上吗：“你冷吗，贺绿汀爷爷？”但是又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