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PX项目屡屡下马，到垃圾焚烧厂被迫流产，再到火葬场放弃建设，近年来，多地反复上演“上马—抗议—停止”的剧情。一概反对，成了群体过敏反应的本能姿态；一闹就停，成为一些地方应对抗议的自然选择。这种困局，不仅消损着政府的公信和权威，也浪费着不菲的社会成本和发展机遇。

　　不能说，反对没有道理。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如果在小区附近建学校、托儿所、疗养院，居民都会双手欢迎；而倘若是建设垃圾场、核电、化工等项目，就很可能引发各种担心。人们虽然认同这些项目的必要价值，却希望“不要建在我家后院”。这就是所谓的“邻避运动”，并非只是中国独有。

　　这就是社会运行的复杂性所在：许多时候，个体的理性，可能形成公共的非理性；一时的利益，可能造就长久的困局。没人同意建在“自己的后院”，那建到谁的后院去好呢？每个人都寸步不让，公共利益又如何达成呢？从这个角度，不管是“政治正确”，还是“道德正确”，都应该回到事物本身、回到常识上来。公众需要涵养理性，媒体需要捍卫常识，政府则需要提高能力。

　　从近年来一些邻避设施上马的过程看，一些地方政府的程序说服能力的确有待提升。事后解释，不如事前说明；替民做主，不如与民协商。只有“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决策让人民讨论”，从“决定—宣布—辩护”模式走向“参与—协商—共识”模式，在充分考虑人们利益焦虑的基础上因势利导，并建立起一定的利益补偿和平衡机制，邻避设施建设才能有广泛的民意基础，从而减少潜在的冲突压力和下马风险。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着眼公益、计之长远的正确决策，地方政府也要敢于坚持，勇于担当。

　　而从公众视角观之，那种“鸡屎拉在我家后院，鸡蛋却下在别人家里”的激愤心态，有时也有失偏颇。生活在现代社会，我们不可能既要求交通便捷又希望谁都不住在喧嚣的马路边，既要求环境整洁又不希望小区里建垃圾站，既要求手机信号总满格又不允许设电信基站。每个人的利益合起来叫做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的维护，来自每个人在合理范围内让渡一部分个体利益。

　　走出“一闹就停”的困局，公众应该看到政府建设公共项目中的良好初衷，政府也应该理解公众焦虑的现实根源。只有平衡好个体诉求与公共理性、多数利益和少数权益，共同涵养现代社会的公民素质，共同完善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将公共治理的目标与过程更好地统一起来，才能让每个人都能从发展中受益，让每个人都能成为支持发展的一分子。

　　（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