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一些作家，常被冠以“再发现”三个字。有时的确算是这样，有时却是被夸大，而不是被发现。人性里有喜欢故意反拨的一面，有逞强好胜的一面。但使性子对于学术来说仍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别林斯基曾经说过：经过了必要的时间之后,人人都将各归其位。一个人虽然经过了时间，但是不是“必要的时间”，还要打个问号。比如说后人出于各种原因附加的情绪，各种各样反拨的冲动，都要在时间里剔除才好。

　　有的作家在外面名声大得不得了，到台湾到香港，几乎只谈这一个，怎么也离不开这一个。为什么？因为大陆长时间不谈这个作家。这是文学史的偏颇，想不到回头引来的反拨力竟然如此巨大。这是人性的特点。反作用力和作用力是相等的，尽管这也多少有些彼此“使性子”的意味。

　　做学术是不能有成见的，阅读也不能。无论这成见的理由和基础是如何形成的，都需要放弃。

　　所谓“阅读之前放空自己”，就是不让心里装上任何成见。成见是做学问、做学术的害物。所以一些时候我们容易被莫名的好恶所左右，使自己得不到一个正常的印象和判断。

　　先放空自己再去阅读一个作家，那时觉得他有才华，他应该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地位，被我们认可和喜欢，这个就没有问题。不然就会不自觉地夸大某一种感受，影响持重的评价。比如某些著述，将曾经被埋没的现代作家给予了极为不同的肯定，认为不仅比鲁迅高，而且高得多了，是那个时期最具有超越意义的天才。怎么可能呢？作家的关怀力，作为人的激情，作品的深刻情感、文学含量、语言魅力，以及最终呈现的人格的力量，强烈的道德感，这些指标怎么能够忽略？这些指标即便退次一等，也并不妨碍成为一个好作家，但不可能是大师级的作家。

　　好的作家不一定都具备强烈的人道激情，比如他在语言方面给我们的强烈快感，他罗织的精妙的细节。他可以不去关心底层，可以沉浸在自己的趣味里。生活是五光十色的，作家可以表达这一切。

　　有些作家生前没能得到认可，人们不能认识他，他寂寂无名地离开了之后，才有人渐渐地发现他。比如有人九十年代就开始写性，写生活的荒诞，绝望和游戏，对主流话语的反讽，还有语言的机智，这些作品都好——但冷静想一想，其倾向仍然与时尚、与一个时期的精神潮流是一致的。所以从大的方面看，还是没有个人性的，是多少流于平庸的唱和者。

　　同样是写性，如果出现在“文革时期”就不得了。因为那个时候不允许描述情爱。那个时期在性爱之类的表达方面，是一种畸形的苛刻和虚伪。如果在那个时候，有一类作家放肆一些——哪怕他是一个地下作家——会让我们多么感佩。这才是一种卓尔不群，一种对于人性经验的大幅度开拓。因为他有勇气反抗潮流，表现出了强大的个体力量。这就是艺术的力量。

　　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正好相反：一个时尚风气和潮流的跟从者，看起来很有个性，其实是与时代趋向一致的。他与当时的艺术趣味是非常吻合的——有时候稍微快了半步，也就是快了半步，或者压根就没有快……我们对待泛滥的性爱、解构、嘲讽和玩世不恭这一类二十世纪以来的艺术老套，最好要有一种冷静的态度。

　　对一些作家作品出现的高评价，还要看来自哪里。是源于诗性的核心，还是趣味相投的意气与策略？是否有商业性的谋划？同一倾向的写作者研究者，对于一个相距遥远的、特别是已经逝去的作家，往往是相当慷慨的。这种种忘情和冲动，其实也是对自己热情肯定的一部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谈来谈去，不停地歌颂的某类作家和作品，大致上和谈论者自身的思维，还有趣味，是如出一辙的。他们不过是在强调自身的合理性。他们不会是这个时期最清醒的专业人士。

　　比如说在海内外得到极度推崇的某些观念，最重要最深沉的创作和研究人士，几乎没有盲目跟进的。这同时也说明：最明晰的思维往往是少数的，但是时间恰恰会站在少数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