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本正生于1941年8月，1963年毕业于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导演系。1964年参加天马电影制片厂《年轻的一代》拍摄当场记，之后进入上影。1975年起任导演，1976年与汤晓丹合拍《难忘的战斗》，1979年和汤化达合导《等到满山红叶时》。1985年拍摄根据曹禺名剧改编的电影《日出》获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1987年拍摄电影《紫红色的皇冠》获儿童少年电影童牛奖。1987年、1989年他先后任上影厂副厂长、厂长。1992年执导《走出地平线》获“五个一工程”奖。1995年执导《信访办主任》获电影华表奖。2000年执导《生死抉择》获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

　　曾执导了《日出》《走出地平线》《生死抉择》等力作的电影导演于本正，虽是白发苍苍，久经风雨，但当他听到自己荣获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时，依然激动万分，泪花闪烁。他对本报记者说：“我听到获奖消息，非常激动，历历往事像电影一般浮现出来，我想起了很多事情很多人物……”

　　饱含热泪谢师恩

　　回首往事，这位73岁的老导演首先讲述了自己的感恩经历。他说，他在上海行知中学就读时就爱看小说，喜欢电影。1960年上海电影专科学校首次设立导演系对外招生，他就幸运地考上了。然而，由于父亲过早去世，家境十分贫寒，他在学校是靠每月10元钱的“奖学金”生活的。每逢寒暑假，他这10元生活费就没有着落了，连吃口饭都有困难。这时，电影学校里有个生活老师颜碧丽，她在上海电影界业务很出色，有些名导演都喜欢找她合作，有“第一副导演”之称。颜老师悄悄把他叫到办公室，拉开抽屉，里面总是放着10元钱，对他说：“你过寒暑假了，拿去!”说到这里，于导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他说：“老师对我默默帮助，不求任何回报。我只有好好学，才能报答老师培养。”

　　于导说，在他从艺路上，最难忘的是赵明、汤晓丹、汤化达等老导演对自己的一路扶植，悉心培养。1963年，他毕业后分配在海燕电影制片厂，就被担任导演系主任的赵明导演借去任《年轻的一代》场记，边记边学。他当时的人生目标是：“10年场记，5年助导，5年副导，20年后争取当导演。”

　　“文革”爆发虽有些耽误，但1974年重拍《渡江侦察记》时，于本正有幸跟随汤晓丹导演拍戏。汤导对他很放手，使他既当场记又当现场执行导演。汤导话语不多，他要么点头说“可以”，要么摇头说“不可以”。艺术感觉极准，使他悟出不少道理，受益匪浅。汤导见他前后奔跑，满头是汗，甚至主动提出要代他当场记。在拍摄《难忘的战斗》时，他和汤导吃住在一个房间。有一次，他修改剧本直至深夜，蚊帐里突然伸进一只手来，说：“小于，我有包牛肉干你垫垫饥。”这么一个导演过《南征北战》《红日》《渡江侦察记》等片的大导演，如此呵护提携新人，使他深为感动。

　　于本正说，“老八路”出身的汤化达则是另外一种风格。他在与于本正联合执导《等到满山红叶时》，同住在一个船舱房，每天总要在拍戏前夜找他深谈，话儿滔滔不绝，直至你完全理解他的导演意图。次日在拍摄现场，汤导则把现场“指挥权”完全交给了他，对他既信任又放心。

　　正是老导演们对他的悉心培养，使他从场记开始起步，逐步走向导演岗位，从1982年起，他开始独立执导影片《魂系蓝天》《飘泊奇遇》等，渐渐挑起了大梁。

　　尊重规律赞名家

　　于本正说，在他的导演生涯中，有两部影片是他与两位名家大师合作的，一部是根据著名作家艾芜的名著《南行记》改编拍摄的电影《飘泊奇遇》，另一部是根据戏剧大师曹禺的同名话剧改编拍摄的《日出》，与这两位名家大师交往，使他真正感受到什么是大家风范。

　　当导演后，于本正一直有个心愿，想把《南行记》搬上银幕，因此，他一直把《南行记》这本书带在身边随时翻阅。幸运的是，1983年的一天，时任上影厂厂长的徐桑楚把他叫去了，交给他的任务竟真是让他导演《南行记》，而且任务是拍摄一部宽银幕的重点彩色故事片，这让他既感到有一种意外的惊喜，又深感肩上压力之沉重，为此他忐忑不安，唯恐自己把大作家的这部名著给拍砸了。 

　　由此，于本正从上海来到成都，上门拜访了艾芜。令他惊讶的是，这位大作家生活十分简朴，连给他泡茶的搪瓷杯子都是破损的。年近八旬的艾芜很热情，听完来意，他爽朗地说：“你们大胆去拍。《南行记》是小说，你们要根据电影的艺术规律去拍！”当时，他就感受到这位老人身上的大家风范，这番话，让他顿时对所有的担心都释怀了。于是，他和编剧一起，沿着艾芜当年的艰难足迹，在云南和滇缅边境竟走了整整一个月，渐渐地豁然开朗，终于找到了艾芜笔下漂泊者、盗马贼等底层生活的感觉。

　　与曹禺大师合作也是巧合。当时，于本正正在剪辑《飘泊奇遇》，而孙道临正好在剪辑根据曹禺名作拍摄的《雷雨》。他对孙道临说：“你为何不拍《日出》？”孙道临答：“可以考虑啊。”

　　但没想到的是，不久，上影厂真把拍摄宽银幕彩色片《日出》的重任交给了自己。在他看来，当时能给拍摄这类名著大片的应该非谢晋、白沉、黄祖模等名导演莫属。

　　于本正说：“是曹禺当时希望能找一个青年导演来拍摄，这给了我一个机会，有幸与另一位大师合作。曹禺与艾芜的超脱不同的是，他老人家对剧组的关心真可谓无微不至，选演员、定服饰等他都很关心。但他对如何拍戏从不干预，只有赞美，并通过赞美你来增强你的信心。《日出》最大胆的改编是取消了幕后传来工人们所唱的打夯歌，当时有人评论说，这打夯歌象征着工人阶级，代表着进步力量，但我觉得这歌声有些硬加，与整个剧作的风格不统一。于是，我鼓足勇气把它删除了。结果，没想到曹禺本人同意了，否则，若是他本人反对的话，凭他的名望，一定会掀起一场巨大风波。但曹禺大师尊重的就是艺术规律，他和艾芜一样，对年轻导演的宽容、爱护令人感动，当时，我只有40多岁。”

　　关注现实重责任

　　在于本正执导的电影中，《走出地平线》和《生死抉择》无疑都是颇有份量的现实主义的力作。

　　对此，于本正说，当时他已出任上影厂的厂长，沉重繁忙的行政工作使他决心从此不再拍戏。但1991年，他偶然间看到了当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在生死状上按下的18个红手印，这一幕深深震撼了他。18位农民以“托孤”方式，不怕坐牢，冒着危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红手印，这些农民是在以生命来换得自己的生存权利，由此也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他急切地找到对安徽农村生活熟悉的编剧陆天明，请他写剧本。陆天明问：“你大胆，你有背景吗？”于本正摇摇头：“没有。”当时，他就感到自己有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感，一定要把这18位勇敢悲壮的中国农民形象搬上银幕。他的强烈冲动感动了陆天明，两位艺术家一拍即合，一部力作《走出地平线》由此诞生。

　　于本正说，强烈的社会责任使他的关注视野和艺术风格为之大变。他关注现实生活尤其是老百姓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偶然间，他读到了张平的长篇小说《抉择》，心潮澎湃，难以平静。腐败问题，这是老百姓深恶痛绝的，直至今天仍然是一个社会热点。他下了决心，如拍电影，虽然可以追求艺术性、可看性，但剧本的思想深刻性决不能削弱。可以说，影片《生死抉择》拍成后，其触及时弊的尖锐性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突破，也融入了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巨大的勇气，由于题材太尖锐不敢拍板，这部戏的诞生经历了漫长的等待。

　　所幸，反腐倡廉是党心民心所向，在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和中纪委的关心下，《生死抉择》终于通过了审片，影片公映后产生了轰动效应，一些精彩台词甚至让影院爆发出热烈掌声。

　　作为电影前辈，于本正最后感慨道：“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有优势有传统，在中国电影出现爆发式增长的当下，我们应该多拍一些老百姓期待的电影，无愧于伟大时代，无愧于这座城市。”

　　本报记者 俞亮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