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时事新报》的马季良很快被《文汇报》总经理严宝礼请去出任该报总编辑。他与总主笔徐铸成、副总主笔宦乡、陈虞孙等一起,坚持民主进步立场,团结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原《时事新报》的夏其言、麦少楣等一批进步记者、编辑也纷纷集结在《文汇报》旗下,大家齐心协力,把《文汇报》办得风生水起,成为上海爱国进步报纸的一面旗帜。在亟须报人发出声音的时刻,马季良更是当仁不让。如1947年5月,记者李肇基、麦少楣在采访复旦大学学生运动消息时,遭到特务围殴。马季良和进步同仁力主在报纸上揭露真相,并予以强烈抗议。报纸出版当天,即和《联合晚报》、《新民报》一起,遭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勒令停刊,报社也遭到当局搜查,并有三报记者被捕。马季良侥幸脱身,遂去港筹办出版香港《文汇报》。1948年9月9日,香港《文汇报》创刊,出任总编辑的就是马季良。当时除了主持编辑事务,他还积极从事统战工作,为报社筹划经费。他身兼数任,乐此不疲。
这年春天,陈润琼离开上海到纽约联合国工作。所以到了年底,在香港《文汇报》运转走上正常轨道之际,马季良也改变了原先赴英的计划,而以该报驻联合国特派员身份离港赴美。
与陈润琼的爱情瓜熟蒂落
马季良自到美国后,最初在《纽约日报》等爱国进步的中文报纸工作,其间还应聘创办了旧金山《中西日报》,并任该报顾问。他的爱国情怀依然浓烈,这在他于1950年创作的独幕话剧《回国之前》中表露无遗。这出独幕剧写留学生张某携妻即将由美回国,渴望参加新中国建设。张的朋友王前来送行。他们先是回顾了在美国的生活、学习种种情状,交流了彼此对美国社会的认识和观点。剧中人物张有这样一句台词:“在我们三个人中间,只有我离开中国太久,算起来快有四年了,虽然,报纸杂志上看到一些中国的消息,但终是隔膜而且不够的,回国以后,真要好好向人民学习才对。”这应该也是马季良本人的所思所想。尤其究竟带哪些书回国,曾让张和妻子纠结了老半天,正当他们考虑干脆都不带时,王带给他们作为送别礼物的书《知识分子的改造》,却受到他们一致喜欢。寓意尽管浅显直白,却是马季良的真情表露。
同样真情表露的是,当张后悔在美国学到的东西回国后派不上用处时,王指出:“话不是这么说,只要我们今后全心全意为中国为人民服务,我们过去所学到的知识总是有用处的,也总归会有成就,会有贡献的。”王还说:“一定会如此的,可是不要太性急,就得像你过去追求曼丽一样,得慢慢地来。”针对张表露后悔来美国时,王特意提醒他道:“你可别忘了,如果你不到美国来,怎么能娶到这样一位美丽的太太呢?”显然,这出话剧也是马季良的思想和生活的折射。他的才华和痴情后来终于赢得陈润琼的芳心。
1951年秋天,陈润琼母亲在台湾去世,她要去奔丧,马季良则将在巴黎参加联合国大会,他们相约在巴黎相会,然后一起返回祖国。此时陈润琼已决定辞去联合国的工作。但后来因为没有获批准,也因此影响了她成行。
1952年,马季良与陈润琼的爱情瓜熟蒂落,他俩在巴黎喜结良缘。婚后他们投资入股朋友在巴黎开设的餐馆。此后马季良曾去巴黎大学攻读国际法等课。至于他想回国为祖国效力的初衷则始终没有动摇。
2013年11月29日作家文摘报转载作家叶永烈《叶剑英为何接见唐纳》一文(以下简称叶文),我们这才知道,1955年6月20日,中共中央调查部(简称“中调部”)正式成立,首任部长由李克农兼任,秘书长为罗青长。而一度脱党的“旅法华侨”唐纳斯时不仅“又入党了”,而且还是中共特别党员,是“中调部”在法国的重要干部。叶文提到,“至于叶剑英元帅,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中共中央调查部直属他领导”。因为是秘密工作,所以马季良对爱妻该保密的也绝不透露半点内容。这也可以解释他们全家没有回国的原因。显然,那里的工作需要他。
1960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从女儿初名懿华,后改名忆华,也可察知马季良的眷念故土之情。尤其是他从小教女儿学习中文,并讲解中国文化,他有一首诗写道:“从小未识家父恩,今有闺女聊自矜。飘零国外三十载,岁岁教汝不忘本。”所以他在家里坚持和女儿用中文交流。
留给爱女的遗嘱
1978年岁末,去国数十年的马季良携妻子陈润琼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但此行保密。叶文特别提到,此行同样保密的,是唐纳在北京受到叶剑英元帅的秘密接见。而唐纳甫到北京,就提出到上海时要见老朋友夏其言。1979年唐纳到上海后,“中调部”安排他入住上海东湖招待所,那里也曾是中共中央华东局招待所。
正在外地出差的夏其言接到通知,让他赶紧回上海,说唐纳回来了,要见他。得知此讯,夏其言用“惊喜若狂”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当天回到上海,“中调部”干部即告诉他,唐纳此行,对外须严格保密。
夏其言后来回忆道,他第二天早晨和老伴一起赶到东湖招待所看望老友。唐纳闻讯“快步出迎,风度依旧:把臂端详,两鬓微苍”。“坐定后,他(唐纳)的第一句话便是‘哎呀,你为我吃了不少苦头!’”
夏其言这天是第一次见到陈润琼,觉得“她果真是大家闺秀,名媛风度”。而久别重逢后的唐纳给他的印象,则觉得他已“不像当年豪爽直率,变得谨言慎行。只谈往事旧谊,极少涉及在法国的生活”。
唐纳夫妇此行没有公开露面,包括唐纳想看电影,也是在东湖招待所的内部小放映室为他们夫妇单独放映。不过对于个别当年好友,还是安排唐纳与他们见面,除了夏其言,杜宣、叶露茜夫妇即是其中之一。老友重逢,杜宣也用了“惊喜交加,感慨万端”来形容,杜宣仍然称呼唐纳叫“季良”。后来杜宣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季良和露茜是少年时代的朋友,他过去一直托她办过事,这次他又重托露茜为他寻找他过去出版过的《中国万岁》《陈园园》《生路》三部多幕剧剧本。但这三本书,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出版的,经过两次战争,尤其是十年浩劫,书籍文物的损失,是难以言宣的。露茜办事一直是认真负责的,她到处奔走,居然将他三部剧本都找齐了。为此,季良感到十分兴奋。此次季良夫人又将这三本书带回来了,我看到季良在书的扉页上为他女儿忆华,写下了下面一段话:
我没有什么产业留给你,即使有一点,也希望你献给祖国。唯一在目前留给你的,是最近由好友所找到的我所创作的三个剧本,虽然都是过了时的,而且很不成熟,但你可以从中认识和了解我对祖国人民一贯的忠贞和热爱。
给爱女忆华 留念。
这短短的几句话,包孕了一位海外游子对祖国的忠诚和无限的热爱。他怀着殷切的希望,要他的女儿继承他一贯热爱祖国的思想。
杜宣所指“此次季良夫人又将这三本书带回来了”,“此次”系指马季良的第二次回国之行。那是1985年9月,此行由国家安全部安排,马季良再度回到国内,此次妻子女儿与他同行。他们一家入住上海一家高级宾馆后,夏其言去看望他们时,邂逅郑君里的遗孀黄晨。聊谈中马季良说起,他夫人和女儿将去中国南方旅行,然后先回巴黎,他还要去北京。夏其言此时作为中国新闻代表团成员即将赴北欧四国访问。马季良得知后,请他务必在出发前抽时间能与自己再聚聊。后来夏其言在出发前前往北京,他从解放日报北京办事处去马季良下榻的北京饭店只需走五分钟,所以在一星期中他们几乎天天见面。有一次晚宴,还邀请他以前认识的多位影剧界老朋友相聚,“那些人,几乎无例外地都是劫后余生的幸存者,以及多年不见,恍如隔世之类”。
那次交谈时,马季良还和夏其言说起,他想写自传,然而令人扼腕的是,回忆录尚未写出,1988年8月23日,马季良因肺癌在巴黎不幸病逝。他弥留之际留给爱女忆华遗嘱中的一句话,很可以概括他的一生,那句话是:“要热爱祖国!”
(摘自《档案春秋》201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