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媒体平台极大地降低了求助成本之时，信息的筛选、甄别成本却也相应提高。更何况，还有一些企业、机构和个人，以博取眼泪的方式来进行推广、宣传，被人直斥为“带血的营销”。

　　需要让制度更好地为慈善护航。今年9月1日，中国首部慈善法开始施行。然而，法律总是有滞后性。恰如慈善法专家指出的，帮助罗尔营销的某公司可能因为“非法募捐”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但罗尔通过个人公号“卖文”打赏属于个人求助而非募捐，不受慈善法的调整。那么，个人求助和慈善募捐，应该如何界定？通过网络求助的行为，应该如何规范？公募主体、公募行为，又应该如何与信息社会对接？

　　民政部门若能及时介入，把罗尔事件做成经典案例，无疑是对公众爱心、民间慈善“可持续发展”的保护。而社交平台的募捐规范、信息审核，同样可以以此为契机，进行建章立制、调整改善的工作。法治的规范和调整，并非人为增加门槛，而是对于爱心最好的呵护。

　　在公共生活中，涵养信心和信任；在法治生活中，完善规则与制度。唯有这样，才不会让公众的爱心，在一次次的“狼来了”中被消磨。（何鼎鼎　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