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一个中午，春夏有点混淆了的时刻，我从康健园快步走出，与对面的桂林公园不同，它是一个免费公园，让人民得以喘息的共享空间。

　　刚刚结束了与老孙的对话，关于“早潮三部曲之二”，关于《爱我，就催眠我》的对话，感谢老孙，以及阿列文、秦老师、上海滩007、大弘设计，在文学如此不堪的年代，他们加入了“保卫文学”的小组，某种意义上，他们保卫着渺小的王唯铭。

　　我走向马路对面，那里，有“吉祥馄饨”小店，我的手指触摸着口袋中这时仅有的12元人民币，进入小店，那瞬间，我感觉到我就是汪铭。

　　汪铭，是我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亲爱的，飞》中的一个主角，一个在跑酷中表现着非凡勇气和激情的八零后。

　　为了跑酷这个极限运动，汪铭拒绝了朝九晚五的城市生活，为了达成心中目标，他放弃了功利社会的所有一切。只是，他不得不接受父亲每个月1300元的生活补贴，他很卑微地“啃老”，很卑微地计算着每日开支，很卑微地想着假如走入的是“吉祥馄饨”，那么中午是吃12元一份的“全家福”？还是9元一份的“荠菜馄饨”？

　　此刻的我犹如汪铭，在生活的再次打击之后，我也开始了对“全家福”与“荠菜馄饨”的选择。

　　写下以上这些想要说明什么？

　　我想要说明，有两个主要原因成为我不断创造新文本的强大动力，一是我始终渴望得到的生命证明，二是我每时每刻感同身受的人生遭际。

　　我当然不是汪铭。

　　就在我将胡椒粉撒在9元一份的“荠菜馄饨”上时，我想到了不久前，我与戴大年兄长、林少雯大哥相聚在外滩罗斯福会所和思南路思南公馆酒店的种种情景，那两次晚宴的人均消费，可以让我吃上数百顿的吉祥馄饨。

　　但如果我不是汪铭，那么，我就不可能写出《亲爱的，飞》，我就无法真正地感觉到汪铭内心暴风骤雨般的呼啸。

　　因此，我想说，某种意义上，我就是汪铭，我就是那个在城市生活中不愿被复制的男生，那个发誓要用“脱离地心引力而在空中飞翔获得无与伦比自由感”的跑酷战士。

　　而且，我更想说，某种意义上，中国，或者说上海，正有不少的男女都是汪铭，他们尽管在各自生活中没有得到所谓的成功注解，更有可能永远地得不到这样的注解，但这不妨碍他们对自己的人生作一个朝阳般的念想和腾越。

　　其实又有多少成功者呢？某种意义上，没有人是成功者，在我们终将结束生命并被宇宙黑洞彻底吞噬了的那一时刻。

　　有的只是漫长人生中的种种选项，你不得不作出判断，随后，不得不放弃，或，不得不坚持。

　　汪铭坚持了他20岁的选择，他决定在上海天空下作一个超越戴维·贝勒的飞，尽管飞成功了，他依然一无所有，依然跟昨天一样地游荡在上海的大街上；而失败呢，他可能粉身碎骨，或，遍地麟伤。

　　我也坚持我的选择，坚持我对叙述、对书写的永生渴望。

　　这个中午，吃完了9元一份的“荠菜馄饨”后，我快步出发在气温不可思议地高达24摄氏度的上海天空下。

　　我将跟上心理催眠师王蔚文的节奏，开着他的CRV，带着他最心爱的女人罗娜，他们，七零后的这对剩男剩女，已经从318国道转入波密联结墨脱的省道，毫无疑问，他们已经穿越了长达3公里的嘎隆拉隧道，在无比壮观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一边，大自然正用不可思议的地貌让他们感觉到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意义：爱我，就催眠我？

　　我将穿越到他们的身边，如同小兄弟汪铭一样：亲爱的，让我们一起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