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在台北的厦门街、香港的沙田、还是高雄的西子湾，只要有余光中先生所在的地方，这地方便成了文学的地标。

　　今年87岁的余光中先生，他依然活跃于文坛，说话隽永风趣如昔，笔耕依旧不辍。前些时日他新出了一本诗集《太阳点名》和散文《粉丝与知音》。记得梁实秋曾评论他：“余光中右手写诗，左手写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余先生早先也以为他的散文只是个副产品，但写多了，散文读者还超过他新诗的读者，这使他不得不重视这件事情，后来他对散文同样重视，还说：“我的诗和散文是我的右眼和左眼，这个世界必须要用两只眼睛看，才能看出一个立体的世界来。”

　　余先生由于中文英文都非常娴熟，写作更是全面，他能诗、能散文、能翻译、能评论。也因为这样，他曾说自己在写作时很少遇到瓶颈，因为诗写不下去了，写散文；散文也写不下去了，我就翻译；翻译久了，灵感就来。

　　《粉丝与知音》是余先生的第十五本散文，《太阳点名》，则是他第二十本诗集了。在《太阳点名》的扉页上题着“迎接明年钻婚（二○一六）谨以此书献予吾妻我存——贤内助好外助长牵手”。

　　这贤内助好外助，就是小他三岁的表妹余夫人范我存，我一向称她为余师母，且深深敬佩她。当初余先生称她为“一朵瘦瘦的水仙，袅袅飘逸，羞赧而闪烁，苍白而瘦弱”，但自她嫁入余家，进住厦门街113巷8号那占地一百多坪的日式房子后，协助婆婆操持家务，即便她曾患肺疾身体素弱，但能相夫照顾公婆，从不以为苦。且在往后七年间还分别产下珊珊、幼珊、佩珊和季珊四千金，就更常忙得不可开交，幸运的是余师母自生下长女珊珊后，身体竟也渐渐强壮起来。师母这样回忆当年，她家经常是门铃、电话铃声齐响，于是一手抱着孩子，一边得先抢接电话，再奔下玄关去开大门；不然把孩子放在推车里，在厨房里忙着做饭。

　　特别在蓝星诗社成立后，社员把余宅当作总部，诗人们就经常出入。到了余先生在师大教书，交游又更广阔，家里整日人来人住，余师母常忙得七荤八素。故余先生不止一次地说：“她帮我摒挡一片天地，让我在后方从容写作，我真的很感谢她。”在《太阳点名·思华年》中也写着“最初是你无忧的绮年，交错编成无猜的长辫，用你的乌丝，我的情丝……你也觅得灵异好碧玺，缀成祥瑞，随身可携，化你的祈福，作我的护符。”真的若没有完全奉献自我的范我存，就不会有伟大的诗人余光中。

　　周梦蝶也是常按余宅门铃的人，当年周公虽早已仰慕余先生，惜苦无机缘相识，后来在一个诗人节中听了余先生的演讲，并猜对了余先生出的五个灯谜的三个，成为他们第一次交集。散会后，周公趋前说：“余先生，我有一些习作，想向您请教？”余先生倒客气写下地址给他，欢迎他来坐。从此他们便成了师友，余先生这样说：“我与梦蝶相交多年，见面往住止于论道而不互通隐衷，近乎畏友。”而周公也一直称他为“光中兄”，视为他的良师。

　　有一次周梦蝶和我谈到现代诗，他说在五六十年代台北文坛吹起了一阵狂风“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那时的作家，十有九个都反古典、反传统、反理性。

　　周公因此而曾问余先生什么是反传统？余先生回：“大家反传统，你不反传统，你就是反传统。”后来周公也问覃子豪：“现在大家都反传统，我的作品里面有没有这一点倾向？”覃子豪说：“你的诗一点都没有，你的诗有点笨拙，笨拙不是不好，自然有自己面貌就好。”覃子豪这番话在周梦蝶迷惘时倒给了他很大鼓励。

　　当时余光中先生确有一段很短的时间反传统，后来他大胆推翻自己过去的论调，做出背弃现代主义的宣言，在《再见，虚无》之后，他便开始致力于创作雅俗共赏、协韵、意象清楚的现代诗作。

　　宋·惠洪《冷斋夜话》中记“白乐天每作诗，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想余先生的诗歌用字多浅显易懂，似正合此“老妪能解”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