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珮云：因为中国的特殊国情，所以要老百姓做出牺牲，要以国家的利益为重。老百姓愿意多生孩子，这与政策要求不符，但是不能简单地认为，想多生孩子就是思想落后，更不能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去强制。计划生育关系到千家万户群众的切身利益，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自觉参与和积极支持，要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根本不可能。计划生育从根本上来说是移风易俗的思想革命，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只有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才能使计划生育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所以，我们提出以宣传教育为主。由于一部分群众的生育意愿同国家对计划生育的要求有一定的矛盾，更需要对群众进行耐心的、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引导他们把国家利益和家庭、个人利益很好结合起来，逐步改变旧的婚育观念和习俗，树立实行计划生育的新风尚。

　　所谓“以避孕为主”，就是精心指导育龄妇女落实避孕措施，如果等到妇女怀孕后再动员她们采取补救措施，不但工作难度大，也不利于妇女身体健康。

　　马国川：为什么要提出“以经常性工作为主”？

　　彭珮云：八十年代县以上逐步建立了计划生育机构，但是广大农村基层工作相当薄弱，许多地方平时没有人做计划生育工作，只依赖上面派人来，一年搞几次突击。从各方抽一些人上去做工作，主要是宣布一下政策，不这么做就强行搞，还流行一句话，说“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就龙卷风”。这样做虽然也受到一些效果，但往往是“突击来了一阵风，突击过后又放松”。还有一些地方，村里没人做工作，上边也放任自流，致使人口生育处于失控或半失控状况。基层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条件很差，工作人员数量少，水平不齐，待遇低，队伍很不稳定，经费紧张，设备缺乏。1989年，国家计生委积极争取有关部门为地方计划生育机构增加了8000名行政编制，并规定各乡（镇）应设一名属于行政编制的计划生育助理员，专门做计划生育工作。1993年机构改革时，我们积极争取中央明确规定县以上计划生育机构为必设机构。这一年，国务院还发出文件，要求在“八五”期间，为全国每个乡（镇）解决1-2名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农转非”。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逐步组建了活跃在基层的计划生育行政管理、技术服务与群众工作三支队伍。到1997年底，全国乡镇以上计划生育专职人员已有40万。依靠这支队伍，做好经常性工作，使计划生育工作得以深入持久地开展。

　　“三结合”

　　马国川：1992年国家正式提出建立市场经济，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之所以要实行计划生育，是因为过去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现在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人口控制也应当由市场调节。

　　彭珮云：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我的理解是，不论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从中国国情出发，从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出发，为了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必须实行计划生育。建立市场经济解决的是经济体制和运行体制问题，主要是以什么方式分配资源。这和人口生产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

　　马国川：那么在新形势下，计划生育工作在工作思路上有什么改革和转变？

　　彭珮云：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断深入，大家感到，过去仅靠减缓人口增长速度解决人口问题，单纯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的方法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中共十四大后，我们就开始探索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制约与利益导向相结合的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这一时期，各地计划生育工作中开始出现一些新的经验和探索，如安徽省金寨县和湖北省英山县的“贫困山区要致富，少生孩子多栽树”的经验，江苏省射阳县的“少生快富合作社”，盐城市的“少生快富文明工程”，吉林省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开展家政教育和与妇女“双学双比”相结合的活动；四川省旺苍县等地的扶贫与计划生育相结合的经验及德阳市开展“万名计生协会会员奔小康活动”等。1993年8月，我到吉林省调查计划生育工作，发现吉林农村计划生育工作走“三结合”之路的经验很好。

　　马国川：什么是“三结合”？

　　彭珮云：就是把计划生育工作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与群众勤劳致富奔小康相结合，与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我认为，“三结合”的内涵十分丰富，既有计划生育的要求，也包含两个文明建设的要求，强调计划生育工作必须自觉地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必须贴近农民群众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要把国家、集体的利益和农民家庭、个人的利益更密切地结合起来。与以往的计划生育工作方法相比，一是注重结合，二是把利益导向机制引入计划生育工作，在项目、资金、技术、物资、社会福利、待遇等方面，向计划生育的农户倾斜，给他们更多的物质利益。这样做符合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符合广大农民群众的愿望，不仅能更好地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质量，而且对解决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将起来重要的作用。从吉林回来后，国家计生委向全国转发了吉林省农村计生工作走“三结合”之路的情况报告，开始普及推广“三结合”。

　　马国川：实践证明，“少生快富奔小康”这个口号对广大农民有强烈的吸引力。

　　彭珮云：计划生育工作只有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与群众勤劳致富奔小康的要求和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的愿望紧密结合，才能赢得广大群众的真心支持。所以，1994年我们又总结推广了江苏省盐城市引入利益导向机制，建立各种形式的少生快富合作经济组织，引导农民少生快富奔小康的经验；并联合10个部门发出了《关于做好农村计划生育三结合工作的通知》。1995年，我在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三结合”经验交流会上提出，计划生育在工作思路和方法上必须实现两个转变，即由以往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向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采取综合措施解决人口问题转变，由以社会制约为主向逐步建立利益导向与社会制约相结合。短短几年间，计划生育“三结合”工作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

　　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之路

　　马国川：您1988年到国家计生委工作，到1998年离开，整整当了10年国家计生委主任。国家国家统计局干部的数据，我国人口出生率由1988年的22.37‰下降到1997年的16.57‰，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88年的15.73‰下降到1997年的10.06‰，人口增长稳定下来了。

　　彭珮云：1989年之后生育率的稳定下降，是国家计生委准确理解和贯彻国家人口控制政策的结果。这十年就是探索一条路，探索怎么把计划生育领到一个比较正确的道路上去。我们基本上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

　　马国川：在世界上，中国控制人口增长的经验都是非常独特、具有借鉴意义的，但是国际上批评的声音也一直存在。

　　彭珮云：开始的时候批评确实不少，有的人就是不愿意中国发展，总是挑毛病，也有些人是我们的朋友，但是他们对我们的做法不赞同。我们不断地总结，也学习国家上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同时重视和加强对外宣传，在国际上树立中国计划生育的良好形象。所以现在国际上批评中国计划生育的声音少得多了。后来联合国人口基金还颁发给我一个“联合国特别贡献奖”，表彰我对人口的贡献。当然，这不仅仅是对我个人工作的肯定，更是对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肯定。

　　摘自《财经》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