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弄堂里的二胡声

　　这种纯粹的二胡声音具有很强大的穿透力，令人耳朵一震。加上我们那个时候也停了课，中学还没有上，于是只要阿林的二胡一响，蒋家巷深处的人会被召唤到昌平路阿林的家门口。我成为站在他门口看他拉二胡的最忠实的听众。阿德微微前倾着头，只管拉，从来不跟周围的人说话。

　　一开始只有我一个听众，慢慢地，听众也越来越多，后来人们只要一听到阿林的二胡，就会聚拢过来，常常在阿林家门口围满了观众。很多过路人也会停下脚步，远远地谛听着阿林的二胡。“文化大革命”中昌平路上有一景，就是蒋家巷门口阿林的二胡，方圆几里的地方都知道。

　　阿林在拉二胡中度过了好几年的逍遥派时间，他的琴声在我当时的耳朵里简直与专业的没有什么两样。他的《赛马》拉得真是奔腾狂烈，而阿炳的《二泉映月》又是那样优美凄婉。蒋家巷的音乐素养在阿林的二胡中得到提高，阿林的二胡也给我带来了很多愉快，并引发了我也开始学拉二胡。就连从来没有读过书的妈妈，听到阿林在拉二胡时常常也会侧着耳朵，一边说：“拉得真好。”

　　阿林家原先那种孤立于蒋家巷之外的感觉没有了，阿林娘也开始跟邻居们打招呼，和颜悦色地与围观的听众说说话。抄家所带来的屈辱，损失了财产的失落感，在阿林琴声中烟消云散，蒋家巷的人根本不在乎他们是被抄过家的资本家，也没有划清界限一说，阿林家就这样被蒋家巷人接受了。

　　几年之后，阿林大学毕业分配，到东北沈阳的一个制药厂去搞他的通风暖气。我也去了江西插队。过了三年我回到上海读大学，阿林家中只有他的一个妹妹待分配。我便打听关心他的下落，听说他到了制药厂，并没有去搞他的通风暖气，反而成为文工团的专业二胡演奏员。他为了能够调回上海工作，一直没有找当地人结婚。过了很多很多年，才在常州，他们的老家找了一个姑娘结婚，调到常州的一个小镇上工作。

　　1983年的一个夏天，我已经接到了华东师大录取我为研究生的通知，那时我已经结婚生了孩子，回到母亲那儿去，母亲告诉我，阿林回来了。于是我就转到隔壁，隔着阿林家的门往里看。

　　阿林正在里面坐着，身上还坐着一个小孩，大约只有一岁多一点。阿林也看到了我，把小孩往床上一放，就走了出来。他在这么个大热天，居然还戴着一顶藏青色的鸭舌头帽子，脸上布满了细细的皱纹，皮肤黝黑，像个老农民。我第一句话就问他：“阿林，你怎么戴着帽子啊？”阿林咧开嘴笑了笑，将帽子慢慢脱了下来，露出了一个秃顶，苦笑着说：“我这是要掩盖真面目啊！”我听他说得有点凄凉，不知道他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于是问起了他的生活。

　　原来，阿林调离沈阳的药厂并不是自愿的。“文革”后期，从沈阳制药厂押回到常州原籍劳动，取消城市户口。阿林只能在乡下劳动。没有几个月，头发就开始一把一把脱落。等到“文革”结束，有了一个重新工作的机会，到县文艺团体拉二胡。谁知道，这么多年在乡下的水稻田中劳动，那双手已经无法按准琴弦的每个音符，只得在文艺团中拉大幕。阿林笑笑说，总算我和我的老婆孩子又回到了城市户口，比起在田里插秧、犁田，每天只有几毛钱工分要好多了。我算了一下，那时的阿林也就只有将近四十岁的样子，怎么讲话动作都像个六十岁的老头？ 

　　蒋家巷中最有名的人大概是剃头师傅老刘了。几乎每个大人小孩都认识他。他高高的个子，胖乎乎的脸，宽广的额头，梳着那种往后推的发型。两边堆起来小山似的头发，中间有点秃。身上穿一件不太洗的白色大褂，正是这件白大褂突然使他的工作高尚起来，使人搞不清他究竟是医生还是剃头师傅。

　　打我五六岁认识他起，就见他永远笑呵呵地，在他的剃头摊位前忙碌。老刘会说一口并不纯正的上海话。而蒋家巷的人叫老刘也是用一种带有北方口音的“老刘”，那个“老”字的发音是第四声。他的剃头摊子就摆在蒋家巷弄堂的中间，是一个脸盆架，架上搁着一个掉了不少搪瓷的白脸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