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4年“全民抗战”的史料与事实正在几代人的努力下渐渐浮出水面，中国艰苦卓绝的抗战在“二战”中的崇高历史地位理应得到国际社会的应有承认。但这都有待于我们大家的睿智群识和努力坚持。任何社会对待历史，遵循的都是整个社会的一种共同的认知，人们一般称之为“历史共识”。这不仅指一个民族代代相传、约定成俗的基本历史记忆，还应包括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的、对重大历史问题的基本认知和态度。无可讳言，在对待抗战历史上，这方面我们过去做得还很不够，甚至很欠缺。这不仅仅体现在国共两党的争持上，也表现在各个方面。如中美断交时期，美国对我国抗战的援助成了大陆学界的研究禁区。后来，中苏交恶，苏联对我们的抗战援助又很少为人提起。滇缅公路、驼峰运输线、美国飞虎队、苏联志愿航空队等等抗战重要事件及团体机构的研究，都随着我们外交政策的变化而被打入冷宫。这些都应该成为我们永远吸取的教训。

　　历史是凝固的，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却是在不断地发展与深入。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海峡两岸的学术界，在对待抗战时期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其共识程度已比过去有了很大进展。从1937年到1945年间，国民党军队和日军发生过22次大规模遭遇战，这些战役虽使国民党军伤亡惨重，但却给日本军国主义以沉重打击，并向全世界表明中华民族抗战到底的决心与信心。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地域广阔的敌后地区也展开了艰苦持久的全面抗战，使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泥沼，狼狈不堪。中共及其指挥的军队不仅是敌后战场的绝对主力，还对正面战场有过直接的贡献。抗战时期，除死心塌地的汉奸卖国贼，四万万同胞都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抗战。

　　虽然国共两党是抗战的绝对主力，但各民主党派、各抗日团体、各少数民族、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海外侨胞等，对抗战的参与和支持也功不可没。更重要的是，它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全民抗战的必胜信念。2015年9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见前来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连战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时强调指出：“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空前的民族灾难唤起了空前的民族觉醒。在外敌入侵、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全国人民毅然奋起，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斗争。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体中华儿女不分党派、民族、阶级、地域，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配合、协同作战，都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涌现出一大批气壮山河的抗战英雄。历史将永远铭记为抗日战争胜利英勇献身的先烈们。”这应该成为我们对抗战历史的基本认识，当然也包括一部抗战美术史。

　　这部图志的编撰，遵循的就是这一原则。

　　这是一部用图像的形式“撰写”的中国抗战史。与过去同类书不一样的是，我们力图从抗战文化的大视野来展开画卷，从事实出发，以文献说话，而不是拘泥纠结着某党还是某派，局限于某个画种或某个流派。其中有很多内容是过去没有涉及的。抗战爆发之后，很多平时热衷吟诗作词，留恋书房画室的文人画师，在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惨烈战事面前，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抗战御侮的救亡事业中去，于风雨如晦的板荡之际创造出了许许多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之作。正如画坛名家张善子在1937年写给其弟张目寒的信中所言：“今日第一事为救国家于危亡，万一国家不保，则虽富拥百城又将何用？恨我非猛士，不能执干戈于疆场。今将以我之画笔写我忠愤，鼓荡志士，为海内艺苑同人倡。”当时，他们的很多作品都发表在各地报刊上，西南后方条件落后，纸张、印刷质量和沿海都市都不能相比；战时形势多变，迁徙流离更是家常便事，结集出版尤为不易。这也使得这些作品长期湮没在土纸堆中不为人识，更无法进入美术史研究的视野中去。这些困难我们今天都应该尝试克服。

　　就在我敲打键盘，在电脑上撰写这篇短文时，《抗战时期重庆木刻图片展》正在上海图书馆举行。我每天清晨走过空旷的展场，独自一人观赏那些图片，思绪常常飞回到那烽火连天的岁月。其实，抗战时期重庆轰轰烈烈的木刻运动只是全国抗战美术的一个缩影。当时，在中国几乎任何一个城市集镇，或公开或地下，或慷慨激昂，或隐晦暗喻，抗战宣传都在进行着。当时的中国，正面战场上有枪炮回击，文化战线上则是笔墨交锋，有怒涛也有暗流，有正面抵抗，也有侧面迂回。我们可以说，在飞扬激越的抗战美术运动中，如果以比喻来形容，漫画和木刻则可以说是一对冲锋陷阵的急先锋，它们是抗战美术的宠儿和骄子；在两翼布阵的是稳步推进的中国画和西洋画，它们的背后是齐头并进的各画种大军。中国抗战美术就是这样，以多军种、大兵团作战的方式，打了一场相互配合，团结作战的胜利战役。我们这本图录，希望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中国抗战美术的方方面面，并以此权充一束鲜花，献给抗战英灵们！

　　《笔墨长城——宣传画里的中国抗战》（三卷本）序（节选）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