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虽然条件艰苦，但我们战士情谊比天高，都团结在一起，劲往一处使，再大的困难也都克服了！”老人穿着简朴的衬衫，静静地坐在那里。91年岁月的风霜洗礼，在他脸上刻上了太多的痕迹。

　　这位老人叫杨青，1928年出生，上海人，1944年加入新四军，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后来担任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是解放上海和新中国成立的历史见证者。金秋九月，记者来到杨老位于上海徐汇区枫林街道的家中，聆听了老人90多年的人生故事。

　　16岁时改名“杨青”参加新四军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入侵中国。杨青母亲在逃难途中去世，祖母、祖父也相继身亡。为维持家中生计，14岁的杨青进入了上海永安公司当学徒。在永安公司的中共地下党引导下，杨青秘密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如果不是日本人的侵略，我的母亲就不会在逃难途中过世！”杨青告诉记者，母亲去世后，他便一心想参军去“打鬼子”。而当时，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不断在撤退，我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一直在奋勇抗战。所以“当兵要当新四军”这个念头，在他脑中不断盘旋。

　　1944年，杨青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志从镇江渡过长江，步行北上，经过三道敌伪封锁线，来到新四军六师十八旅驻地。在向新四军报到的前一天晚上，为了上海家人的安全，他们一行都改了名字。“当时我想到民族英雄文天祥《过零丁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句诗。于是，我改原名 ‘杨远功’为‘杨青’，决心拿起枪杆去与敌人拼杀。”回忆当年参军的情形，90多岁的杨青依旧热血沸腾。

　　亲手打开宝应城城门

　　1945年，17岁的杨青从教导大队学习毕业分配到旅司令部当见习干事，当时正在计划攻打宝应城。“开战时，我们只有步枪、手榴弹，敌人有大炮、平射炮，火力很猛，送炸药包的战士很难接近城门。我就想由两个人随突击队从云梯上冲进城内，从里面开启城门，迎大部队进城。” 

　　上云梯、下城墙、通过巷战区，一路上枪林弹雨，我军以劣势的兵力和装备，与占绝对优势的敌人抗击，杨青亲眼看见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我和另一个战友没有带枪，各背两颗手榴弹就向城门冲去。想着，只要争取3秒钟，就可以卸下城门的门栓。”上天庇佑，经过奋战，杨青与战友终于打开了主攻方向的西城门，四个小时的激战后，宝应全城解放。

　　91岁的老人，谈起战争岁月的故事，思路清晰，有条不紊，娓娓道来，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那般平静，但一回想起战友们的牺牲，他老泪纵横。

　　从“侦察模范”到空军指挥员

　　“从北端的盐城到南边的扬州，我在苏北打了5年游击。”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一边假意和谈一边发动内战。解放战争期间，杨青任侦察参谋，提供有价值的情报600多条。渡江战役前，评选战斗英雄、模范时，杨青被评为“侦察模范”。

　　上海解放后还经常遭到国民党空军的轰炸。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说：“我们解放了上海，但只解放了领土，还未解放领空。所以，上海只能算解放了一半。”1952年，杨青从朝鲜战场调回，被派往防空军歼击航空兵任作战指挥参谋，后任歼击航空兵前进指挥所所长。

　　1955年1月18日，在著名的一江山岛战役中，杨青负责指挥引导歼击机拦截增援战地的敌机，保证空中的绝对安全。一江山岛岩石林立，坡陡壑深，配备防御火力极强，被蒋军喻为“生物通不过的钢铁堡垒”“打不沉的美造军舰”，但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我军全歼守敌1086人，迫使蒋军从东海岛屿全线撤退。

　　至东海岛屿(除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外)全部解放，杨青所领导的部队为夺取制空权、制海权，共击落击伤敌机32架，击沉击伤敌舰19艘。杨青回忆，当时他所在的指挥中心与蒋军的对空指挥所仅一湾之隔，用高倍望远镜能看见对方的一举一动，每天双方的飞机就在头顶的天空交战。

　　杨老说，尽管身经百战，但他永远忘不了渡江战役时，战士们浴血奋战、冲锋陷阵的情形；永远忘不了夺取制空权、制海权后，心中的欣喜与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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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子女个个都是大学生

　　和平年代，杨老继续默默无闻地为军队、为国家作着贡献。1994年，杨青从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的岗位上退下，开始了离休生活。

　　尽管杨老已到鲐背之年，但身体依旧硬朗。“去年他还能每天一个人去游泳馆游泳哩！今年腿脚不行了，游不动了。”杨老的妻子陆淼琴说。问起夫妻俩长寿的秘诀，陆淼琴说：“除了身体底子好外，大概是我们这辈吃了太多苦的缘故，‘大风大浪’经历过来后，心态平和，不急不躁，也更珍惜今天美好的生活吧！”

　　60多年的相濡以沫，杨青和陆淼琴已携手走过风风雨雨大半个世纪。“她是我师傅的侄女，当时我就喜欢她善良的秉性。”说起当时的恋爱经历，杨老的脸上泛出了笑意。翻开老相册，两人的结婚照精心保存。“结婚时，我将近30岁了，而她才20岁出头，我俩相差9岁。她这辈子跟着我吃了很多苦。”陆淼琴红着眼眶着说：“我不苦，苦的是孩子们。”陆淼琴原来是一名医生，和杨老婚后辗转多地，孩子们也跟着父母颠沛流离。好在孩子们都争气，大儿子是同济大学计算机系的高材生，也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二儿子毕业于上海大学（原上海科学技术大学）；小女儿则继承了父亲的艺术细胞，学了美术专业。

　　“我们在教育孩子方面还是以言传身教为主。”陆淼琴指着一张老照片对记者说，“这是1977年，我们刚从贵州干校回到上海时照的全家福，当时孩子们身上的衣服都是他做的。”又指着家里摆设说，“这些家具也是他做的，用了40多年，一点儿都没坏。爸爸什么都会做，孩子们自然都服他，听他话。” 

　　如今，年过九旬的杨老依旧关心国家大事。他每天吃完早饭就坐在电脑前看新闻，一看就是半天。“这星期六我打算给离职老干部们讲讲最近发生的时事新闻。”谈起如今的生活，杨老觉得很幸福。他说，自己身体硬朗，闲暇时画画、写字、读书看报。平时儿女、孙子也经常过来照看，一家人其乐融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