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小盒箱里珍藏着一枚褪色的校徽，背景图案是中国地图东海边的华东三省，斑驳脱落的红色漆显出一行繁体字：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校徽背面别针已断了，但能清楚看到印刻着0682编号，这是父亲成林（麟）镛的遗物。这枚褪色的校徽记载着怎样的过去？谁是它的佩戴人？ 

　　偶然一次聊天知道《徐汇报》编辑李翔父亲也是革大学员，同样的感受一下子拉近了距离。继而认识了革大纪念碑发起人钱吉虎、尹春明等，还结识革大校长舒同的儿子、书画家舒安。我寻根般地寻找父亲的生命档案。校徽，牵出了父亲的尘封往事。 

　　创办于1949年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是一所抗大式政治大学，从1949年创办至1952年在上海、苏州办学五期，共培养了15300余名干部。听说当时学习条件非常艰苦。我如筛子般去粗取精寻觅父亲的过去。家里那扎成一捆的纸袋属父亲的材料，它静静地等候了我五十多年了，它一定知道过去不会被过去，总会再见天日。我一张张翻阅着，一封浙江省人民政府台州区专员公署及华东革大的公函跳入眼帘：泛黄的纸上赫然印着红色“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抬头，这分明告诉我：父亲与革大有着打断骨头还连着筋的骨肉之情！否则父亲就不会保存这些了。抽出薄薄的信纸，用毛笔填写的日期与打印的信函证明父亲“于一九五一年三月至同年六月，参加第三期学习，该生在校学习期间，表现积极，各方面已有显著提高”等。呵呵，父亲是革大学员不用置疑。怪不得当年父亲听歌剧《江姐》时会情不自禁地说：“演唱江姐的任桂珍是革大文工团员，常在台上表演。” 

　　接着我又找到复印的干部履历表，父亲1949年2月参加新青联，1949年前夕参加第三野战军二十一师，后进入华东革大学习。起先是学员后任教员，最后分配在“教师思想工作组”入驻敬业中学担任教导主任等。父亲在“反右”时差点划进“圈子”，直到1991年办理离休。试想，解放前夕父亲才二十多岁，他总是说当年国民党腐败。为寻革命真理，也算是“富二代”的他背叛了台州殷实大户人家的安逸生活，只身来上海读书参军求学，找寻光明世界。这种做法让如今的孩子听起来觉得新鲜。谁不喜欢舒舒服服过日子啊？可当年父辈这批年轻人觉得一切都要靠自己奋斗，他们就是这样纯真，富有革命的信仰和理想主义，甚至愿为理想捐出自己的生命。 

　　钱吉虎叔叔已记不清是否与父亲是同学，但他钟情于革大的传承事业对母校一腔热血。他的本领非凡，接二连三如滚雪球似的联系众多校友。他“挖”出一张三期三部三十五班合影照，这张照片像铁证般将他与我父亲“锁”在一起：前排是女生，第二排中间坐着我父亲。钱叔叔就坐在第四排右边。他甚至还找到同学朱佛慈，他们都在这张合影照里！于是，在见面中朱叔叔拿出他珍藏的父亲与“小弟弟”的合影照，这是一张半寸不到的小照片，头像非常清晰，照片用塑料纸包着，保存相当完好。照片再现当年情景：临毕业前，大家互送纪念品。父亲将与人称“小弟弟”的舒永孚的合影照送给了朱叔叔，背面题满小字：“慈：这张是我与小弟弟合影的，想你会忆到小弟弟定也会想到小弟弟的哥哥成麟镛吧。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七日。”这是父亲亲笔写的字啊！笔迹很小但端庄有力，六十年了墨水没有褪化，那时我还在母亲的肚子里。父亲啊父亲，生命再一次显示它的强大！消失的是肉体，而留下的是抹不去的存在，是岁月的证明。一滴泪珠无声的滑过了我的脸颊。 

　　杭州有位瘦瘦的老人是著名书画家钱瘦铁的侄子钱大礼，85岁的他虽不认识我父亲但认识这枚校徽。他脱口说：“当年我也有这样一枚，你们能保存太珍贵了！”校徽，将流走的岁月都凝固在小小的空间里了。 

　　现在，我家不仅保存着父亲的革大校徽，还保存着丈夫老复旦和儿子新复旦的校徽，包括儿子中学、小学等各种校徽。校徽，让我们重温求知的重要性。褪色的校徽，思来想去，不褪色的是一种精神，还有寄托和种种故友故事的怀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