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上海城市发展逐渐现代化，市中心土地资源日趋紧张，沙逊将房地产经营的重点转向高层建筑，因为高层林立的地段往往市场繁荣，地价自然相应增长；兼之上海土地税又只是按土地面积估价征收，并不涉及楼层高低，建筑越高利润自然也相应增高。民国时期，上海1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有28幢，其中6幢属于沙逊洋行。

　　极力推动城市高层建筑建设的同时，沙逊又采纳了各种不同建筑风格的设计方案。

　　哈同在商业区造房前也有自己的一套规划：马路两边开店，商店后面盖起大批的石库门住宅，使商店和居民相互支撑，促使商业繁荣。

　　如哈同主导南京路崛起那样，犹太商人们因房地产投资衍生的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种种，带来上海建筑风格多样化的同时，也奠定了上海市中心高楼林立的近代化外观。

　　房地产之外，沙逊家族还通过控制上海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和英商电车公司，垄断了上海公共租界的有轨和无轨电车运营，而嘉道理家族则控制了上海唯一的煤气供应企业——英商上海煤气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能够从一个传统社会的商业城镇起步，发展成为多功能的近代化城市，最重要的动因，就是房地产业，以及作为城市功能重要完善手段的公用事业，而恰恰是在这两点上，上海犹太商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仅如此，像沙逊洋行，其经营范围涉及房地产、纺织、食品、交通、金融等13个行业，几乎涵盖了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上海乃至当时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都有着极大的影响。

　　聚而兴之

　　然而，并非只有沙逊、哈同、嘉道理这些大亨巨头在影响着上海，即便是普通犹太人，其独特的生活和经营方式，同样在强力而缓慢地渗透进这个城市。善于经商的犹太人，每到一地，总会在其所住区域周围开设商店，并渐成市面。

　　上海犹太人自然不例外，南京路、淮海路、虹口提篮桥，这些犹太人居住较为集中的地方，后来都成了繁华的商业中心。自东北南下的俄国犹太人到来后，在法租界沿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带开设了许多饭店、酒吧、服装店、面包房，从1920年代起，霞飞路便逐步发展成了仅次于南京路的上海第二条现代繁华大街，堪称上海的时尚之源。

　　这条长约4公里的商业大街，名店林立、名品荟萃，其中不少是俄侨老店，或是法租界同业之最，他们以欧洲样式的商业布局，展示着几乎与欧美发达城市同步的高档生活消费品，尤以西餐、西点、西服和日用百货最具特色。

　　有老上海曾这样描述当年霞飞路的景象：清晨，当晨曦透过法国梧桐浓密的枝叶洒向地面，“当、当”作响的有轨电车驶上笔直宽阔的马路，临街而设的各色洋店铺渐次开门，提着鲜花篮子的俄罗斯老人热情地向路人兜售鲜花，空气中弥漫着香甜的面包味……

　　由东向西，468号是著名的马尔济尼亚女帽店，店主人是俄籍犹太人阿依达·拉宾诺维奇夫人。她更为人知的成就，是在霞飞路拉都路口（今襄阳南路）开设的一家专营儿童用品的商店，并以儿童剧中不肯长大的孩子“彼得·潘”命名，深受孩子们的喜欢，是当时上海有名的儿童用品商店。

　　霞飞路829-831号，是欧罗巴皮鞋公司，业主也是一名俄籍犹太人，名叫图钦斯基，该店是当时上海滩最摩登的豪华型皮鞋店之一；再往前，850号就是百灵洋行，也称巴拉诺夫百货商店，经销棉纺织品、服饰杂货、男女成衣及床上用品，是法租界最大的俄侨百货商店；离此不远，895号则是另一位俄籍犹太人格利高里·克列巴诺夫开设的著名中高档皮货商店——第一西比利亚皮货店的分店。此外，还有信谊大药房、欧罗巴绸缎店、特卡琴科糖果点心店、克来孟冰淇淋公司、科涅夫男子用品店等也都是老上海耳熟能详的名店号。

　　那些商店，有的至今仍在营业，尽管已经易主，名号也辗转更换。1935年，意籍犹太人路易·罗威在法租界霞飞路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口，开设了一家以法式西菜为主，配以意大利式西餐的罗威饭店，这是上海滩最早的“法式西菜馆”。饭店推出法式传统汤菜“洋葱汤”，欲与淮海路上俄侨的“罗宋汤”一比高低，生意一直兴旺到二战爆发前夕，罗威将店转让给一个徐姓的上海人经营。二战结束后，由于原址无法收回，于是饭店迁至亚培尔路莆石路（长乐路）口，改名“喜乐意”。这就是后来名声鹊起的“红房子”西菜馆的前身。

　　而今天沪上家喻户晓的“老大昌”食品店，也是1930年代由一个法籍犹太人和他人合资开设的。其生产的法式西点、蛋糕工艺精细，奶香浓郁，松软肥润，至今仍是上海西式糕点中的翘楚。

　　此外，更晚些到来的德奥犹太难民，则在聚居的提篮桥地区开设各类商店，形成了一个新的上海商业副中心，并使得受战乱影响而逐渐萧条的虹口地区得以重振。

　　“犹太精髓”

　　“世界上有很多人说犹太人像中国人，或者是中国人像犹太人。作为与犹太人接触时间最长、打交道最深的上海人，其实对犹太人抱着一种复杂的心情：既同情其离乱苦难的经历，又羡慕其统治世界的财富；既蔑视其斤斤计较的做人风格，又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这种风格的熏陶。”(潘逸华《留在上海的犹太精髓》)

　　1949年后，绝大多数上海犹太人最终选择了离去，但“犹太精髓”已然留给了上海人。无疑，这是比撬动城市格局改变更为深远的影响。

　　在上海人看来，精明的处世风格，是上海人学到的最为鲜明的“犹太精髓”。

　　具有生意头脑的犹太难民进入上海后，当他们租好房子，发现上海人家是几户合用一个大电表时，就马上安装一个小电表单独计电费，绝不与别人混用。

　　目睹犹太人做生意时把100元的商品标为99.99元，脑中留有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中犹太人夏洛克在法庭上要求割人肉抵债的印象，加上英文单词中的犹太人Jew含有“守财奴”“奸商”的贬义，上海人后来便将处世经商滴水不漏、他人休想占到便宜的人，称作“犹太门槛”“老犹太”。

　　后来上海人说某个上海人“像犹太人一样”，即暗指此人特别精明、小气，明算账，不肯吃亏。

　　犹太人受犹太教的影响，视契约为人与上帝的约定，信守不背。而上海人做生意，谈判阶段斤斤计较；但自诩一旦签下合同，就会不折不扣地履行，这也正是来自履行合同、遵守法律的“犹太精髓”。

　　精致的生活方式，则是上海人学到的又一“犹太精髓”。那些避难到上海的欧洲犹太人，尽管带来的资产不多，但仍保持着卫生健康习惯，天天洗澡，把小孩放在阳台上晒日光浴，空闲时到“小维也纳”的咖啡馆里坐一坐，交流各自的信息。

　　此外，这些犹太人在最困难时也不忘讲究生活品位。上海人自然也是跟着风气之先，比较讲究“情调”。哪怕在住房最为困难的时期，上海人“螺蛳壳里做道场”的能耐也是赫赫有名。摘自《看历史》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