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一个下午，我来到北大蔚秀园，轻轻敲门。门开了，一个矮个儿老头出现在面前，我躬身一礼：“钱先生，您好！”

　　这是一次事先约好的拜访。两天前，我来到北京访问学者，一下火车，就给他打电话，语调还有点紧张：“钱先生，您好！”然后自报家门。电话那头传来和蔼可亲的声音：“哦，我读过你的文章，我们还通过信呢。”因他平常住丰台，便约我周三下午往蔚秀园寓所一见。

　　1993年，我考入东北某校读研，主攻鲁迅研究。导师让我从根基打起，先尝试鲁迅研究史之研究，而在新时期鲁迅研究领域，有一座赫然矗立的高峰，那就是钱理群先生。导师给我们上第一堂课时，就着重介绍了先生和他的专著《心灵的探寻》，并且说，等你们读研三时，要访问知名学者，必须去北京见见钱先生。

　　《心灵的探寻》初版于1988年，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但五年之后，我想买时已无处可寻。好在导师那儿有钱先生相赠的一本，便去借阅。拿到书，翻至扉页，有著者近影：眼光平和，神态怡然，脑门上闪烁着智慧的光辉。

　　我那时颇不知天高地厚，认真读完了这本书，竟不揣浅陋，将自己的疑惑和思索写下来寄给钱先生。事后才觉得未免冒昧，作为现代文学研究的权威，先生可能理会我的求教吗？然而大约过了十天，我就收到了来自北大的回信，言语间全无半点架子。信中还附了一份厚厚的手抄稿的复印件，题目叫《永远压在心上的坟》。文章讲述了“文革”期间他在贵州教书时亲历的一件事，一位女生因为坚持一句真话、一句良心话而投湖自尽，结束了年轻而美丽的青春，先生心头因此留下了永远无法抹平的伤痕。这篇文章当时尚未发表，第二年与其他文字结集出版时，书名为《压在心上的坟》。

　　仰之弥高，钻之弥深。我渐渐萌生了亲聆先生教诲的渴望，还期盼当面尊一声：“钱先生，您好！”这个心愿，终于在那个秋天的那个下午实现了。

　　钱先生亲切地把我让进屋里，为我沏上一杯清茶。刚落座，就有人敲门，是先生教的一名美国留学生，研究课题是鲁迅散文诗集《野草》，那天专门来请教一个阶段积累的疑问。先生笑着让我们彼此做了介绍，随即提出由我来讲解。我诚惶诚恐，虽然在《野草》的学习方面下过一番功夫，解答一般问题自认为成竹在胸，可毕竟这是班门，岂敢弄斧？然而转念一想，先生如此信任，又怎能辜负。于是我把那位留学生提出的问题暗暗梳理了一下，便倾尽所学，汇集各家，作了条分缕析，且谨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先生在一旁听着，不时微微点头。不知不觉，一小时过去了，留学生致谢辞别后，先生对我说：“我与令师可谓神交，他带学生很有一套……”之后，先生又拿出他新编的一部文学史稿，说是相互探讨，其实是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辅导课。

　　夕阳西下，我尽管不舍，但总得告辞。临别，先生问我次日有何安排，我如实回答：“已买好明天的回程车票。”先生笑道：“明天我到清华讲学，本想请你一同去的。”我连忙表示要将车票改签，先生一摆手，意为不必。也许为弥补我的缺憾，先生将他关于曹禺戏剧的新著《大小舞台之间》签赠给我。

　　那个难忘的下午，至今已觉遥远。先生退休十载，年逾七旬，却仍致力于教育与学术研究，据报道今年又推出新著《梦话录》，我对先生的敬仰之情真如江河之水滔滔不绝。其实，何止我一人，1999年，先生就被北大学生评为“最受欢迎十大教师”之首。先生著作等身，桃李满园，他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灵探寻的历程中留下了深深足迹，给中国思想文化史创造了丰富而宝贵的财富。这是一项极其艰难而痛苦的工作，绝非一般的人类劳动所能比拟，如他说言，是要“把自己烧在里面”。而我，作为追随先生背影的一名后学，只想如当年一般再致一声问候：钱先生，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