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鸡蛋是稀罕物。在崇明的乡村小学，每逢星期天，学校食堂里烧饭的林师傅回家了，常常，母亲会敲一个鸡蛋，为我和弟弟蒸鸡蛋羹。每次，我们都眼巴巴地等在旁边，候着被母亲敲开、倒空的两瓣蛋壳。我和弟弟拿几张废纸，点燃了，烧热蛋壳，把里面残存的一点蛋清烧熟，又好玩，又好吃。

　　母亲是嘉定人，每逢寒暑假，我和弟弟就到嘉定曹王的外婆和舅舅家小住。到那里的第一天，大舅妈或二舅妈，总会给我们俩做一个荷包蛋。她们做的荷包蛋不是整只的，用炒菜的铲刀划成一块一块，蛋黄也都是烧熟的，还会放一点酱油，美味非常。

　　在外婆家，最惬意的回忆，莫过于早晨睡到自然醒。躺在外婆简朴的木床或是大舅妈描金雕花的木头大床上，听着远远的鸡鸣，闻着飘荡在空气中炊烟的味道，脸上吹拂着清冷的晨风。然后起床，在客堂兼厨房里捧着土土的大碗，吃井水煮的碧绿的大米粥。粥不厚不薄，散发着清香，比上海的泡饭，不知好吃多少倍。

　　大舅妈会腌美味的酱瓜。西瓜皮、茄子、小黄瓜、没长熟的生瓜、黄金瓜、雪团瓜，都是腌酱瓜的好材料。我最喜欢的，是西瓜皮腌的酱瓜。

　　印象中，大舅妈和二舅妈总是戴一条头巾，围一条围裙，少言寡语，忙于家务。我能记得的，就是大舅妈编草提包、草拖鞋或切南瓜拌砻糠烧猪食的样子。大舅妈的脸有一点方，眼梢往上甩。后来我才知道，这叫丹凤眼。

　　大舅妈一共生了八胎。前面五胎六个女孩，一个死胎、一个溺死，一个送人，第六胎才是男孩。第七第八胎都是女孩，一生下来，就被留在子孙桶里溺死了。众多表姐表哥当中，我和大舅舅家的大表姐和三表姐最亲厚。

　　听母亲说，大舅妈自幼丧母，后来又失去父亲，与后母共处。她21岁嫁给19岁的大舅舅，一辈子没红过脸。大舅舅喜欢喝酒，她从无怨言。当年家境艰难，农村的人，只有年底分红才能分到一点点现金。我8岁那年，跟外婆一起参加了生产队的分红大会，外婆和外公一年的劳动所得是56元。在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年代，资本主义尾巴被割得干干净净，幸好，资本主义国家的外汇还是要赚的。曹王临近历史悠久举世闻名的草编之乡徐行，即便是那个年月，黄草编织的手工艺品仍然行销世界各国。表姐们都是编草制品的能手，当地叫“做副业”。农家的女人女孩，到公社领了草提包草拖鞋的外贸样品和黄草，回到家编成成品，再交到镇上领加工费。听母亲说，大舅舅的酒钱，先是靠舅妈做草编，后来表姐们渐次长大，她们做副业得来的钱，都给大舅舅买了酒喝。大舅妈七十多岁时，还给我编了几双草拖鞋，穿着十分舒服。想当年，我也学过编草拖鞋，笨手笨脚的我始终没学会。

　　前几天，家中一时尴尬，没什么食材，我学大舅妈，打几个鸡蛋烧了一盘荷包蛋。蛋多了，油多了，酱油也高级了，做出来的荷包蛋却不及当年舅妈做的好吃。

　　也难怪，我在超市买的酱瓜和酱茄子，也不如当年大舅妈腌的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