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雷达部队组建于1950年，组建时就从上海招收了许多学生兵。所以在雷达部队里，上海籍的老兵很多，当然都已经是领导干部了。我们团的团长就是上海的；空军成都指挥所的雷达兵处处长也是上海的。尽管如此，这次如此大规模地招收上海兵，部队领导心里是有点打鼓的，他们大概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上海兵有文化，聪明，却担心上海兵怕吃苦，不好带。但我们这批上海兵，实在是很给上海长脸。

　　因为连续两年没有征兵，积压了两年的老兵在1969年的春天一下子都走了。刚当了一年兵的我们这批上海兵立刻成为骨干。三个操纵班，以及标记班、报务班的班长，统统换上了上海兵。我当了操纵二班的班长。当班长后不久，我就被抽调去黄茅埂修路了。

　　我们连所在的山头，按照雷达阵地的要求，地形条件不太理想，所以上级决定我们连转场到相邻的美姑县境内的黄茅埂。黄茅埂又名龙头山，是大梁山的主峰，海拔四千米，终年潮湿寒冷。当地彝族人视龙头山为神地，从来没人上去过，山顶附近的几十公里荒无人烟。雷达要上山，首先要从国道修一条通往山顶的支线公路。团部决定以我们连和11连为主，抽调三十来人，由营教导员和11连黄指导员率领，组成筑路队，从当年5月开始修路。

　　5月到9月，是黄茅埂相对暖和的季节，其余时间大雪封山，和外界隔绝。所以选在5月开始修路，必须在8月之前修通，然后赶在封山之前把雷达器材和人员运送上山，完成转场任务。自然规律把时间节点卡死了，没有丝毫机动的余地。

　　公路的设计工作不知是由谁来完成的，我在现场没有见过专业的筑路工程技术人员，只有当地公路道班来了几位工人当施工指导。为了抢时间，为了尽量缩短距离，路的坡度相当陡峻。

　　碰到大石头，推土机也无能为力，就要靠炸药爆破。我们经常的工作就是打炮眼。那是技术活，还要勇敢。勇敢不是指排除哑炮，哑炮毕竟不是经常碰到。勇敢是因为都没打过炮眼，一人扶钢钎，一人抡铁锤，锤起锤落的，都没个准头，稍一走眼就砸到扶钢钎的手上。抡锤的和扶钎的都心惊肉跳。起先都不敢把锤子抡起来，一手握住锤柄这头，一手握住锤柄那头，瞪着牛眼弯腰拿锤去凑那个钢钎，根本不敢使劲，声音都是闷闷的，哪里能凿石穿洞。真正的抡锤，右手是灵活地来回滑动的，锤高举过顶后，右手就回缩到锤柄的顶头，和左手在一起，铁锤在手劲和势能双重作用下，从高处坠落，准确地击中钢钎，才有力量，也才省力。

　　在那时候，我们真是横下一条心，豁出去了，所有人的手上都挨过别人砸，也都砸过别人，但终于所有人都能锤起锤落挥洒自如。

　　现在写这几句话很轻松，当时真是有点悲壮。我脑子里不断出现的形象就是保尔，那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英雄。保尔也修路，保尔修路的环境和我们也有点相似。5月的大梁山，接近海拔四千米的高山上寒气逼人，尤其是雨天。那个地方，特别多的就是雨天，虽然有雨衣，但在雨中干活，雨衣没法完全挡住雨水，裤脚和鞋整天是湿的，脖子袖口也常常进水。还有一些时候，下的是牛毛细雨，或者说是似雨似雾的东西，无孔不入，见缝就钻。外面的雨雾和里面的汗水搅和在一起，干活的时候热，停下来就哆嗦。更苦的是一天下来，一身臭汗，一身泥水，一身酸痛，却没有一个可以放松休息的地方。临时工地上，没有居民，没有单位，自己就就地取材，用树枝、茅草、箭竹胡乱搭成茅棚，穿风漏雨，又冷又潮。

　　三个月，路，居然就修上了黄茅埂。

　　黄茅埂这个名字取得很形象。因为海拔超过四千，在三千多米还能生长的那种小灌木也消失了，只剩下一片茅草。8月，草就已经枯黄，此谓黄茅也。我又想到大庆油田。“文革”前毛主席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看过大庆的纪录片，地貌和黄茅埂很相像。于是又把自己暗比为铁人。

　　明日请看刘伦贤中将的《我在百万大裁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