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潘星籍贯湖南宁乡，生于上海，长于北京、成都。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1982年毕业。曾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任导演。任纪录片《我与祖国共命运》撰稿人。任《男子汉们》《一瞬与十年》(获金鸡奖、文化部奖)、《中苏边境行》《我们走向未来》(获广电部奖)等纪录片导演。1995年应香港专才计划赴港，任香港文化传播事务所总编辑。现从事计算机系统集成工作。
我有一个很漂亮的表妹，名叫妮莎。她是个混血儿。她的妈妈是一位上海小姐，她的爸爸是个哈萨克。
九十年代，妮莎到北京工作，我妈妈非常高兴，像迎接女儿到来一样，出入都挽着她的手，称呼“女儿”。
妮莎待人，温柔而有礼貌，完全没有漂亮小姐常有的那些毛病。她好像在外资企业工作，月工资大约一万元，听起来简直是天文数字。妈妈羡慕地说，她爸妈该多为自己女儿骄傲啊。
可我对妮莎的父母没有印象。只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大约是六十年代，那个哈萨克曾出差到我们家里来。我妈妈很热情地接待过他。他英俊、强壮，很有礼貌。他总是把手捂在胸前，上身前倾，行一个他们民族的礼。
然而几十年过去了，我再没见过他。
几年前一天，一个老太太敲开我家的门，说是我的七姨。
我妈妈只有姐妹两个，大姨和妈妈都已去世，哪里来的七姨呢？
老太太说，她是妮莎的妈妈。我忽然想起来，她就是那位上海小姐，他的丈夫——就是那位哈萨克。
这位七姨，原是我妈妈的发小、死党。她家境不错，但从上海逃避战乱到重庆后，她不跟着几个姐姐生活，反而跟我妈妈一起，住在歌乐山孤儿院，整天作伴。孤儿院孩子们之间斗争激烈，我妈妈成为一个派系头目，七姨是她坚定的走卒。打架和抢饭都一起上，绝不退缩。
七姨让我带领，来到我妈的房间。她长时间地看着我妈的照片，默默流泪。良久她缓过气来说：要不是你妈妈当年骗了我，我也是老干部了。
我记得妈妈说过，我大姨带着妈妈从孤儿院跑出来，去北方参加革命。临走时，因为七姨被狗咬了，没能带上她走。
七姨掀起裤脚，腿上依稀还有一处旧伤痕，看来那狗相当凶猛。给她留下了永远的纪念。
七姨说，那时你妈骗我，说一定带我走。我刚好被狗咬了才不几天，走路一瘸一拐，我担心她不带我走，就不睡觉。可后来，我实在坚持不住，就睡着了。等一觉醒来，你妈早都逃出孤儿院了，任我怎么哭着找，都没个影啊！
一九四九年，我妈随部队进军新疆。刚一落脚，妈妈就托人在重庆和上海报纸上，登寻人启事找七姨，真的还就联系上了。七姨又一次不顾家人反对，从上海坐了二十几天汽车，辗转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终于和我妈相见了。
关于她们俩见面的具体场景，我从未听说过，也就无从描写。只知道，七姨从此留在新疆当了工人，再后来，就与那个哈萨克结婚了。
哈萨克是个有文化的人，好像是个技术员。后来还当上什么研究院的院长。他处处宠着七姨，呵护着他们的女儿——妮莎。这使七姨这位上海小姐，在新疆这些年的生活，虽然也有动荡，但总的来说还算幸福。
这时，七姨黯然地对我说：唉，好日子结束了，永远不会有了！
我当然知道，七姨这么说，是因为哈萨克叔叔死了。
这位哈萨克的身体一直很好，可突然就犯心脏病死了。七姨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妮莎把她接到美国芝加哥，母孙三人住在一起。可她住了两个月，就坚决要求回新疆。她路过北京，想来看看我，也看看我妈的房间和照片。
在七姨身上，岁月已经显示出足够力量，从任何方面，都完全看不出上海小姐的依稀痕迹了。我想，这也因为她的性格，从来都不像上海人吧。
我想起，我一九七八年到上海复旦大学上学，我妈让我闲时去看看二姨。那也使我对上海人有了初步认识。二姨对我很亲切，吴侬软语，关怀备至。当听我说从江湾五角场到他们家的公共汽车坐了五站时，一家三口人几乎同声说：你坐错了！
他们家的位置，在两个车站中间。从第五站往回走，路近。从第四站往前走，路远。我走的是近路，怎么错了呢？
他们说，公共汽车前四站，都是五分钱车费。轮到五站以上，就变成八分钱了。我却刚好在第五站下车，这老不格算啊。
我恍然大悟，谨表谢意。
临到吃饭时，二姨一家人热情更高。但四小碟菜，我实不知拈那一个好些。二姨总是把菜，一个劲地拈到我碗里。但我察觉二姨的先生和公子的表情，似乎热情之下，又隐藏着什么事情。
后来有一次，二姨几个金戒指不见了。明明放在柜子里锁着，可就是不见了。一家三口互相怀疑，分别私下悄悄向我诉说。我当然最相信二姨的说法，但又不好发言。一时间，家里气氛凝重。
此后，我很少上二姨家门了，只知道一家人为分遗产，打上了法庭，最后断绝了母子关系。
七姨说：对呀，二姨就是我的二姐呀！他们都以为我受苦了，到新疆那么遥远。其实他们才苦呢。
不管是几姨或她们家人到新疆，哈萨克都忙着去买肉，每次最少买十斤。要知道，新疆是论公斤的，十斤就是二十斤。更多时候，哈萨克直接就拎半只羊回家。
轮到哈萨克去上海出差，每次他都给几个姨家带去满满袋子的葡萄干。这些姨家，招待远方客也算热情，但经常出去只买半斤肉，连七姨都觉得自己家的人很丢人。倒是哈萨克装着看不见，小心翼翼地拈菜吃，满脸微笑。临走时，把手捂在胸口行礼、感谢。
这些年，七姨和哈萨克最感到困扰和苦恼的一件事，却是关于妮莎。
哈萨克非常喜欢小孩子。他下班回家路上，总要与院子里的小孩们玩一会。不论是汉族或维族孩子，都非常喜欢他。他口袋里，经常能摸出好吃的东西。这样，他总是最晚回到家里。七姨对此，完全习以为常。
有一次，一个小孩掉到院里水塘中，哈萨克正好碰见，他不由分说就急着跳下去救，结果他自己被淹得够呛，因为他不会游泳。
最后，落水孩子和院长都被救起来了，成为大院里的一段笑话。
不管怎么说，这个莽撞院长，平时是个幽默、诚恳的人。五六十年代，他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是研究院的大院里男女老少都喜欢的人物。
而这位哈萨克最疼爱的，当然是他们的女儿妮莎。
妮莎从小学习好，聪明漂亮，又善解人意。她是哈萨克爸爸的掌上明珠，却并不娇气。
后来，妮莎长成亭亭玉立的大美女了。在大院全体众人的关注之下，她考入全国名校，飞离乌鲁木齐，继而被外企高薪聘请，她成了一个传说。
经常，她把爸妈并不知晓的国外名牌礼物，寄回了家。每逢这时候，就是这位哈萨克爸爸的节日。
但是渐渐地，妮莎的情况似乎变得很微妙了。她与公司领导，一位定居美国的台湾博士过从甚密，而这位博士不仅其貌不扬，且年已四十多岁。更关键是：他有妻室儿女。
妮莎决定离京赴美。
启程前一天晚上，恰逢十一国庆。我订了一家著名餐厅中可看到天安门焰火的绝佳位置，为她送行。我妈妈挽着妮莎，在窗外美丽焰火和桌上烛光映照下，她们悄悄地谈着话，谈了很久。
几天后，我妈妈患脑溢血倒下了，再没起来。在我印象中，与妮莎吃饭那一晚，似乎就是我妈妈最后的晚餐。
七姨在北京不想多待。在她飞回新疆前一天，我见到了分别多年的妮莎。
妮莎此次从美国送七姨回家，然后再飞回美国。她在北京老朋友不少。她在电话中约我单独见一面，想聊聊天。
妮莎比从前胖了一些，明显是孩子妈妈了。相见之后，她对我妈妈和她爸爸的人生，感叹了一回。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当年妮莎婚恋情况，多多少少也像云彩一样，飘到了乌鲁木齐，飘到了大院人们的耳朵眼里。嫁谁不行啊，为啥要当有钱人的小三呢？钱真那么重要吗？本来这位哈萨克院长思想就很传统，又好面子。他实在很难接受这个现实。即使别的都能忍受，但最重要是：女儿会幸福吗？这个问题，谁能来回答？
听说，妮莎有了孩子，而那个台湾人不能离婚。两个家都在芝加哥。
那些年，快乐的哈萨克变得有些心事重重。有些场合，人们会发现他经常心不在焉，当然这只是一瞬间。大家知道，年老的他，心底深处埋着事。
妮莎低声说：爸爸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对这个问题，说过她一句。
父女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昆明。见面时间很短暂，父女俩都有自己的公事，要各奔东西。作为专家，年事已高的哈萨克仍被返聘工作。
女儿妮莎要请爸爸吃一碗云南米线，哈萨克从没吃过这种东西，非常高兴。其实他吃什么都不重要，只要有机会能与女儿一起待一会。
非常不巧；米线端上桌时，美国那边来电话了。妮莎离座去打电话。这当儿，哈萨克低头喝了一大口看似不烫的米线，结果他口腔和嗓子就在这一瞬间，被严重烫伤了。
当妮莎回座，却一点异常都没发现。这位哈萨克微笑地问女儿：能叫一瓶冰啤酒吗？
看着爸爸老是喝啤酒，女儿追问，你不喜欢吃我点的米线吗？哈萨克爸爸说：喜欢呀！女儿于是催促说：那你吃啊！哈萨克爸爸说：好的，好的！
妮莎看着爸爸一小口、一小口地吃完了一碗米线，同时配着喝了好几瓶冰啤酒。
分手时，妮莎乘的出租车已走了很远，回头还看见爸爸站在那里不动，不停地挥手。
等到妮莎再一次见到爸爸，是在半年后。那是在乌鲁木齐医院的太平间里，父女两人，天人相隔了。
哈萨克的面容非常平静。
在医院走廊里，挤满了悲戚的人群。妮莎第一次体会到，居然有那么多人，爱着她的爸爸。
一位阿姨一把搂住妮莎说：上次你爸从昆明回来，嗓子被烫伤那么厉害，整整住了一个多月医院。他吃不下一点东西、整天打点滴！你到底给你爸吃了什么呀？
妮莎那一刻完全愣住了。
我爸烫伤了？难道是米线？怪不得他喝冰啤酒！但如果真烫伤了，怎么可能吃得下去？老爸又为什么非要把那碗该死的米线吃下去？
女儿无比震撼！她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自己的爸爸，竟会是这样的一位爸爸。在天人相隔之日，上天才让她了解并懂得自己的爸爸。
说着这一切，我面前的妮莎，眼圈红红的，但没流泪。毕竟她身上，流着有一半哈萨克的血。
我则完全想象不出，妮莎爸爸老年时的形象。
在我脑海里，还是那样的场景：这位哈萨克叔叔，他英俊、强壮，很有礼貌。他总是把手捂在胸前，行一个他们民族的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