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乐胜利 1967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上海文化建筑专家，第十届市政协委员。曾任上海大剧院建设工程总指挥、上海大剧院总经理；上海音乐厅平移工程总指挥、上海音乐厅总经理；上海文化广场改造工程总指挥、总经理。现任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建设总指挥。
我的父亲乐小英，是漫画家和儿童画家。他离世已经整整二十八年了，然而他的音容笑貌一直留在我们的脑际，他的绘画艺术之魂一直留在人间。这么多年来，许许多多熟知他的朋友和读者常常会谈起父亲生前的为人和品格，会谈起他独特的绘画风格。在市少年宫，我会不时碰到和我同辈人如是说：“我是看着你父亲的画长大的，我现在是领着孙子学画，要他模仿乐老师的风格……”几个素不相识的退休教师见到我也激动着言语：“当初，每次《支部生活》一来，我就看封底的漫画，全是你父亲大作，讽刺不正之风惟妙惟肖呵！真过瘾……”
今年12月，承蒙好友王计生（福寿园总经理）鼎力相助，塑制了父亲的铜像，父亲和他的挚友、著名胸外科主任吴善芳医师的铜像一起并列坐落在福寿园人文纪念馆的草坪上。那天天空湛蓝，芳草茵茵，我久久地注视着两位老人的容貌，无限的思念和眷恋之情涌上心头，想起父亲所历经的磨难岁月，想起父亲追求真理的一生……
自学成才 投身报业
1921年，父亲出生在浙江镇海小镇里，靠着祖父在上海一家麻袋店当工人维持生计。父亲在镇上一所叫蔚斗小学里完成学业，其间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启蒙，执教的老师林淡秋（后是斯诺所著《西行漫记》的翻译者，解放初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是到乡下来避难的共产党员，他组织了父亲及乐静（解放后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等学生创办了进步黑板报和校刊。从小酷爱绘画的父亲，才能得到了发挥，为在上海谋生发展打下了基础。小学毕业后，父亲就到一家广告印刷公司当学徒，画月份牌，又到电影公司打零工，画电影院户外海报。晚上他常会买份报纸寻找招聘启事，由于父亲的绘画技巧，很快地被《铁报》报社吸纳，从此走上了新闻从业道路。
解放前，他先后在《铁报》《中央日报》《和平日报》《新民报》工作，创作了大量抗日救国、呼吁民主民生、抨击腐朽当局的辛辣漫画。尤其是在上海解放前夕，他在《和平日报》上刊登了一幅“岁寒三友”的漫画，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巨大反响。这是临近过年之际，腐败政府已使社会民不聊生，物价飞涨。父亲以工薪阶层、普通百姓、公职人员的生活窘迫为题材，用岁寒三友来代替过年的松、竹、梅植物，讥讽了当时的黑暗政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共鸣。报社因此幅画还受到了国民党党部社会局的警告，但父亲并不为此而搁笔，更血气方刚地伸张正义，抨击时弊一直到迎来新中国的黎明。
历经劫波 画魂永驻
1968年12月24日对父亲来说是一个最黑暗的日子。已经是“牛鬼蛇神”的父亲遭遇到雪上加霜的摧残。“四人帮”元凶张春桥“亲手操刀”把“四顶帽子”套在父亲的头上。上海各大报刊都用大标题铅印着“老反革命分子”、“反共老手”、“漏网右派”、“反革命黑画家”乐小英被揪出来的消息。当天晚上，一群一群红卫兵、造反派冲到我家，无休止地批斗、抄家，把父亲打得遍体鳞伤。从此，他开始了每天近十六小时的被监督劳动，后来又被赶到五七干校打扫猪圈。在这场风暴下，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搬至光复西路一破旧棚户小区。那天晚上，已临近12时，他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家里，面对荡然无物的旧居惊呆了半天，只能转回早已空旷无人的街头，茫然得不知去向。我找到了父亲，握住他早已冰冷的手，领他走进破败不堪的“新居”，父亲此时反倒安慰我们全家：“蛮好蛮好，我从乡下出来也是住一间狭小的亭子间的。”
在一次批斗会上，我“被邀”旁听，方知父亲惨遭厄运的原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与报社同事陈蝶衣（著名词曲家。指挥家陈燮阳之父）合作，创作汇编了名人百态图，世界上有名的政治风云人物都跃然报上，由陈蝶衣作词，父亲配画，其中有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等名人，也有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等人物。父亲根据“西行漫记”照片将毛泽东、周恩来在窑洞演讲、工作的景象也用白描线条画了出来，这种政治漫画在“极左”思潮之下，可是大逆不道，罪该万死的，于是此事就成了父亲政治上几乎笼罩一生的枷锁，在“文革”期间更是不得翻身了。
父亲另一桩罪状是恶毒攻击党的干部和诋毁党的形象——原来他是当时党的刊物《支部生活》的专栏画家，每一期的封底及讽刺小品文章配图均出自父亲之手，不少有名有姓的党员干部徇私舞弊、化公为私、贪赃枉法，其真实事例均被父亲用漫画的方式揭露得惟妙惟肖，成为党员干部很好的教科书。在“文革”中，父亲曾作过如此辩解：“所有材料由《支部生活》机要员送到我家，材料全由《支部生活》提供，机要员坐在我写字台旁看我配插图，当场封样返回，我实在想不出是我有意攻击党和党的干部。”
十年浩劫中，父亲被彻底剥夺了创作的权利，然而他对漫画的钟爱，对漫画之魂的情愫永驻，正像他在“文革”后期一封写给华君武的信中所言“漫画是吾一生的喜好和特癖”。此时，他多么希冀枯木逢春，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呵！
为了孩子 甘比骆驼
1982年，《新民晚报》重新“飞入寻常百姓家”，父亲重新担任报社美术摄影部主任。他遵循林放老社长办报服务对象是“从8岁的儿童到80岁教授”，决定开辟为儿童服务的专栏，为此，和他的挚友张乐平、陈伯吹等人进行了许多次的交流，决定塑造一个新时代的儿童形象，以树立正气、助人为乐、勤学好动、尊老爱幼为主线的漫画连载，“小胖的一天”就此诞生了。每周日的“夜光杯”副刊上，一幅幅妙趣横生、寓教育于漫画中的故事出现在读者面前，每四幅或六幅组成一个独立故事，充满着生活情趣和教育意义，深受儿童和大人们的喜爱，几年时间里，几百幅作品油然而生，汇集着父亲后半生的心血。我知道父亲从那时起所创作的政治类漫画陡然减少，而是专情注视着下一代的教育和培养。从那时起，父亲每周假日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去少年宫辅导小画家们，对各区级的少年宫，他也是有求必应，带回来一条条鲜艳的红领巾，这是他最大的报酬。我曾在父亲的笔记本上翻到这样的发言“许多人认为儿童画是小儿科，但为什么在医院里小儿科最热闹，小孩生病了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家全去，说明小孩是多么重要呵”。父亲的好友龚之方（著名老报人）在香港《文汇报》上撰写一个在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文艺界精神焕然一新的人物故事专栏，其中一篇写父亲的标题为“骆驼小英”，“他像一匹被驯服的骆驼，肩负重驮，头顶烈日，顽强不屈地行走在茫茫戈壁……”父亲去景德镇出差，专门买了一尊骆驼回来，它成为父亲最钟爱的物件，每天自己用抹布掸个干净，有时会不无幽默地把一具布娃娃放在骆驼背上，乐呵呵地说：“我这个老骆驼是专门给孩子骑的。”
1985年，随着父亲的病情加重，“小胖”专栏淡出了人们的视界，但“小胖”的新儿童形象至今留在读者的心坎里，不少出版社为此都出了专辑专刊。著名儿童作家鲁兵曾在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小胖随小英而去，我想这几年小胖是长大了，他已经懂事了，搭乘着新时代的列车去干事业了……”
为了孩子，父亲殚精竭虑，呕心创作。哪怕是里弄街道小学请他作画，他一定免费献上一幅，不会拒绝，而且会认真勾勒，绝不懈怠。“精华在笔端，咫尺匠心难”。查看他的绘画作品，十几年里他为各地的《小朋友》《儿童时代》《娃娃天地》《为了孩子》等杂志画刊，向可爱的下一代敬献了近千幅作品。他笔下的儿童，虽然寥寥数笔，却呼之欲出，生动活泼，个性独特，自成体系。
一心向党 宽容磊落
我一直完好地保存着由林放老人为父亲写的挽联：“一心向党，历尽劫波修正果；毕生绘画，甘为孺子作马牛。”这幅挽联勾勒了父亲追求光明，热爱事业的一生，尽管他的生命很短暂，风雨坎坷的人生使他终于熬过了暗无天日的严冬，享受到春天阳光的温暖。
父亲用画笔倾诉着自己热爱祖国热爱党的衷情。原在上海美术馆任职的张坚兄曾给了一份极其宝贵的材料，是当时美术家协会的档案材料。鉴于父亲当时已是美协的常务理事、漫画组组长，所以他的部分档案也记录在案。我翻开这旧得发黄的材料，里面有着他在1952年和1956年两份入党申请书，笔迹清晰工整，字字真情洋溢。父亲因为曾绘过“名人百态图”，始终未能如愿以偿，以后父亲没被带上“右派”帽子和在“文革”中没有被整死已经算是万幸之事了。但这丝毫没有影响父亲对党的忠诚和信仰。从1976年到他逝世的岁月里，他画了大量热爱党、激励革命热情的图画。每次有政治上的重大活动时，《解放日报》总有一整版大幅组画刊出，这些组画大都由父亲执笔，或勾绘总图，然后他将漫画家们（洪荒、陶谋基、陆汝浩、杜建国、毛用坤等）汇集一起，挑灯夜战。午夜时分，《解放日报》总编辑王维，副总编辑夏其言、陆炳麟总会在食堂里请他们加个菜吃夜宵，几位总编辑异口同声称赞父亲的高效率、高水平。王维总是那句老话“小英是用心来创作的”，父亲会谦卑地答：“为党报服务是一生的幸运！”父亲最后一次向党提出申请是已在病入膏肓的病榻上，1985年1月1日《新民晚报》社长林放和总编辑、党组书记束纫秋来我家探望父亲，束纫秋代表党组告知他，已根据父亲的要求批准他为中共正式党员，父亲伸出被病魔折腾得早已干瘪之手，颤抖着向两位领导说：“谢谢，谢谢！”第二天，上海各大报刊均刊登了父亲入党的消息。没隔多久，父亲欣慰地永远合上了双眼，他的光荣和梦想也在寿终正寝之前得到了实现。正像著名作家陈伯吹先生所写：“一个做了于党、于国、于民、于下一代的好事的人，人们会永远思念他。”
父亲一生宽厚待人，严于律己，哪怕是曾伤害过他的人，他也从不计较。记得1985年的初冬，父亲已经病入沉疴，探望父亲的亲朋好友络绎不绝，其中一位中年妇女显得尤其伤感，用手帕擦着眼泪，只觉得父亲还是如常的平静，还不时劝慰她，在场的一位前辈告诉我原委——在“文革”中，这位女同志是造反派干将，斗我父亲特别厉害，但父亲事后从不对此事耿耿于怀，父亲以善良厚道驰名业内，至今许多前辈还深情地说起父亲磊落挺拔的优良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