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中国哲学如何登场？》校样后，一个偶然，我读到瑞·蒙克著《维特根斯坦传》，发现一段材料很有意思。但对话已付印，无法再加，故借重印，暂补于此。

　　在本书第一章《“太初有言”与“天行健”》中，我说：“生存的经验大于语言。维特根斯坦就说语言只在应用中才有意义，什么是这‘应用’？是生活方式。可见，这也是在继续维氏探究什么是这‘生活形式’以及维氏对心理的探究，但不止于语词用法和语义分析。”（见第3页）

　　在《维特根斯坦传》（中译本，浙江大学版）第582—583页，有这样一段： 

　　维特根斯坦的论述的着力之处，是使哲学家的注意力从语词、句子上移开，放到我们使用它们的场合中去，放到赋予它们意义的语境中去：

　　我是不是越来越接近于说，最终不能描述逻辑？你必须察看语言的实践，然后你就会看到逻辑。

　　歌德《浮士德》里的一句诗概括了他态度：“Im Anfang war die Tat”（“太初有为”），维特根斯坦赞赏地引用了这话，而且也有理由把这话视为《论确实性》的题铭——实际上也可把它视为全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题铭。

　　是否有点暗合？其实更显“不谋而合”的话，在我写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论语今读》一书中：

　　在《论语》中，孔子多次反对“佞”“巧言”，欣赏“木讷”等等，似与今日西方哲学以语言为家园、为人的根本大异其趣。也许这就是“太初有字（言）”与“太初有为（道）”的区别？“道”是道路。在儒学首先是行为、活动，并且是由人道而天道，前者出而后者明。歌德《浮士德》说，不是太初有字，亦非太初有力，也非太初有心，而是太初有为(act)，似颇合中国哲理，即有高于和超出语言的“东西”。这东西并非“字”“心”“力”，而是人的（在浮士德也许是天——上帝的）“行”：实践、行为、活动。《论语》全书贯串着的正是行为优于语言的观点。(里仁第四 4.24)

　　对照一下，有点味道？因涉及核心论点，特予拈出，以飨同好。这也可作本书第3页提及维特根斯坦处的一个补注。

　　本书中与钱学森合照时间为1984年5月16日，误记为1985年，现予订正。

　　又，前一本对话《该中国哲学登场了？》第48页“《漫叙庄禅》发表后，钱学森专门来看我”等语亦误，钱来在此文发表之前，他来是看重我讲形象思维的论点与我商讨思维科学的问题，与庄禅文无关。我将钱来与钱信误记为一事。

　　本文为李泽厚与刘绪源对话《中国哲学如何登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的《重印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