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从北京到上海，又去北京东路圆明园路转悠一圈。圆明园路52弄83号(前门是北京东路83号)，是我生活了20年的故地。毗邻的圆明园路50号是新民晚报社旧址。当年两座大楼一高一矮，隔弄而望。而今旧楼翻新，物是人非。我和晚报相邻相伴整整20年，与之一世的情缘源于少时藏下的情结。

　　我于1949年出生在圆明园路52弄83号。因我祖父解放前曾当过英商怡和洋行职员，故我们一家一直是租居在83号五层的一个单间里。比我们楼矮两层的晚报社大楼，原先是怡和洋行的仓库。上海《新民报》晚刊就是于1946年在这里创刊的。当年，这里一楼是机印车间和食堂，二楼、三楼是编辑部、管理部、排字车间。站在我家窗边，报社大楼的身影就全在视野之中。

　　我们楼的楼梯三层窗户正斜对着晚报的排字车间，我上下楼每碰到对面排字工人在紧张地拣铅字排版时，会驻足张望良久，老觉得有趣好玩，且自言自语：“噢，报纸是这么排出来的，真好‘白相’。”每天中午以后，邻靠52弄门口的报社印刷车间大门敞开，一捆捆印好的带有浓浓墨香的晚报被陆续运往各地。这一时刻，只要我在家，多半会看热闹似地在大门口看上一会儿，还对人说：“油墨味还挺好闻的”。1961年4月，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上海市民为了第一时间读到赛事消息，纷纷赶来报社买晚报，买报队伍从报社大门蛇延至52弄内的59号门口，足有七八十米之长。我也在队列之中，因我和邻居小伙伴都爱打乒乓球。那一幕买晚报的景象，至今记忆犹新。

　　报社大门两侧各设有一个阅报栏。我大概十二三岁时已能粗粗看报了。两个报栏是我每天读报的地方。我个小，仰头看报有点费劲，大人们会把好位子让予我。看报，起初我是尝试老师的建议即“多读读报能写好作文”。尝到甜头后，我看晚报的兴趣骤浓，除了爱读连载小说、时事新闻外，还喜欢上了议论文，对“林放”的议论文时常是逐词逐句地诵记。所以，当时老师布置写作文，只要不限文体，我都会写议论文，而且被老师批语为“写得像模像样”。

　　后来我考入光明中学读高中，当上了语文课代表。再后来我在江西插队期间，被抽调到县广播站做编辑兼记者工作。我自认为身上的这点语文优势的得来，与自己长期坚持看新民晚报是分不开的。

　　1969年，此时新民晚报因“文革”已被停刊3年，我也被分去江西铜鼓县当知青，从此告别了大上海，也告别了晚报。一直到1982年，晚报正式复刊，我从大学哲学系毕业被分到北京，在人民出版社新华月报杂志当编辑，才又与晚报这位昔日的老友牵上了手。那时，人民出版社只资料室订有新民晚报，故而我常去资料室的一个目的是去看晚报。

　　几年后我当上了新华月报编辑部主任，便“自作主张”地为编辑部订了新民晚报，让大家都来予以关注。

　　本世纪初，新华月报为增加可读性进行改版，把已经多次改版、内容更加丰富厚实的新民晚报列入选载报刊的行列，我也常把自己看上的晚报专栏或专版的重头文章推荐给月报的编辑，并会给他们讲出一套荐用的理由。

　　新民晚报从我少时算起，已伴我半个世纪。我在职时每回出差或开会回来，都要把没看过的晚报翻阅一遍。在家夜眠前，看一个多小时晚报是我不改的“必需”。尤其是“夜光杯”的文章，几乎篇篇都看，读得会心时会咀嚼回味，读到精彩处会像少时学作文记佳词名句那样录上几笔。老伴常揶揄我：“把新民晚报当宝贝了”，并嘱我女儿：“千万别把你爸没看过的晚报弄丢了”。

　　我与新民晚报这份不离不弃的情意，还正缘于少时就把晚报视作亲邻、朋友、老师的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