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六年（1061），苏轼应科制考试作《进论》二十五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系其中之一。这类应试文章，往往文采斐然而缺乏生命力。但此论不然。何故？且读苏轼之论证：作者引《书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然后晓以《春秋》之义，又从而伸展出“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的命题。这法严责宽，窃以为至今犹有现实意义。

　　此外，苏轼有人物论多篇，今读其四：《范增论》、《留侯论》、《贾谊论》、《晁错论》。关于范增等四人，且不论苏轼的评价，但其中颇有发人深省的警喻。

　　其一，“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范增论》）这说得很辩证。进谗之流固然可鄙，然若无纳谗之辈，谗亦无从入；既入，亦无所作用。故于进谗，当深析。

　　其二，关于“忍”。苏轼以为大勇者，必须能忍。“有所忍……然后可以就大事”。张良之所以能佐刘邦灭楚兴汉，就在于“忍小忿而就大谋”（《留侯论》）但如何才是“匹夫之刚”，又如何区分与把握“忍”与“弱”的界线与分寸，就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了。

　　其三，苏轼以为贾谊之夭亡，是由于“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不善于对待逆境，所谓“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因此，贾之不能尽展其才，非“时君之罪”，而是其“自取”。（《贾谊论》）如此说来，“量”与“识”焉是小事？

　　其四，“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晁错论》）这几乎是格言。虽有志者未必事竟成，但“志”毕竟是第一位的。而且还得“坚忍”，不坚之志如同无志，更无论成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