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有点不吉利，现在要到龙华殡仪馆办丧事，我是“路路通”。从接尸、遗容化妆、借租厅堂，到租赁花圈、花篮，骨灰盒的选购及寄存等，几乎各个环节都有我熟悉的朋友。他们原先都是我护送到此工作的徐镇路街道的社会青年。

　　徐家汇过去有条徐镇老街，主干道徐镇路是一条弹硌路，两旁满是小商铺。徐镇老街形成集市较早，明代科学家徐光启曾在此进行农业实验，其部分后裔生息劳作集居在此。清咸丰十年（1860年）后，太平军进军上海，四乡难民云集老街，城乡菜农商贩纷至，遂成集市。这里的物价低廉，主要供应居住在老街的贫民。

　　在远近闻名的“三村一园”（南村、北村、市民村、小花园）等居民区，集居者大都是江淮地区的贫苦劳动人民。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难民流入境内，多数从事以拉人力黄包车、手工织布及肩挑手提小贩为业。他们就地搭棚而居，形成规模不小的棚户区。当时居民的生活用水都靠政府分区域建造的“给水站”，居民一早来到“给水站”，肩挑水桶手提壶，过着简陋、艰苦的生活。

　　1975年5月，我奉调到徐镇路街道担任党委副书记，除了负责党务还分管生产组。徐镇街道下设联管组，管辖生产组、服务站、房修队、防控办等单位，共有就业人员三四千左右。生产组的任务都是国营企业外发的来料加工。“文革”之前，生产组的劳动力大多是家庭妇女。当回沪知青如潮水般涌到街道，他们就成为生产组的“生力军”。

　　生产组没有像样的车间，生产环境条件差、收入低，一天仅只有7角8角，月薪18元左右。当时流传这样一种顺口溜：“苦不怕、脏不怕，只怕工资一十八，年龄已到二十八，不知道，何时才能做爸爸，何时才能当妈妈？”面对这些空怀壮志、前途渺茫的青年朋友，我内心也非常同情，但爱莫能助。

　　有一天，区劳务局下达一个国营企业的招工通知，这在当时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但是招工单位是不太讨人喜欢的“龙华火葬场”，就是现在的“龙华殡仪馆”。由于封建思想的残余和社会偏见，殡葬业的劳动力来源以往都是“世袭制”，老爸传儿子，儿子传孙子，从不对外招工。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业务量逐年繁重，殡葬事业面临后继无人。区劳动局决定从徐镇街道招用20名男性青年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徐镇街道的辖区离龙华火葬场较近；二是这条徐镇老街的居住者过于贫困，而贫困者的择业总是以收入为前提条件，当时火葬场的收入要比其他行业高得多，所以，当招工消息一公布，几天里就有70多位青年积极报名，连我们街道机关联管组的两位优秀青年也报了名，其中一位还是街道团委副书记。我起先不同意。他们跑到卢湾区我的家里再三请求，见他们俩态度如此坚决，我便提请街道党工委讨论决定，最终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这两位青年后来分别成为龙华殡仪馆、益善殡仪馆的一把手。其他18名青年现在都是龙华殡仪馆各部门的当家人。 

　　岁月如流，人是物非。改革开放使徐家汇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至今，悠远的徐镇老街已经灰飞烟灭，老街棚户区里的居民全部先后迁入煤气水电设备齐全的新居，只剩下老街东端宏达的天主教堂和藏书楼，南端名闻遐迩的光启公园，聊供人们凭吊老街的前尘旧景。 而今我亦70岁出头，早已从卢湾区搬到38年前我曾经工作过的原来的老徐镇街道塘子泾小区，即现在的徐家汇街道凯旋新村颐养天年。想起百年之后，因为有徐镇老街这段经历，我将比其他老年朋友更少一点“后顾之忧”，不觉欣慰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