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贾探春的住处名为“秋爽斋”。

　　“秋爽”二字，对应着探春屋舍周围的芭蕉和梧桐。坐在房中，可听雨打芭蕉，风吹梧桐，心静神清,凉爽清幽。《帝京岁时纪胜》称：“京师小儿懒于嗜学，严寒则歇冬，盛暑则歇夏，故学堂于立秋日大书‘秋爽来学’”。

　　斋，自然指的是书斋。探春本喜欢泼墨临帖，陶冶情操，更给丫鬟取名为“侍书”。她还在秋天组织了大观园的第一次诗社活动，邀请大家来秋爽斋切磋学习。那定是颇有雅趣的：神闲气定，潜心品诗,秋爽斋真是一个修身养性的好去处。

　　《红楼梦》时代的农历七月似乎特别耀眼，学堂开学在立秋，另外还有两个大日子：七夕和中元。

　　郑板桥称，唐诗里的《七夕》诗，往往写牛郎、织女别离的伤感，却遗忘了七夕的本旨。他认为“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在天星为最贵”。清代的中国，以农业经济为主，小商品经济为辅，尤其重视商品粮和纺织业。因为当时的生产力尚不发达，男耕女织，依然是社会的主要分工。

　　当时，京城流行七夕前在瓦盆里种上麦子，供奉牵牛星。女孩们，则往水罐里投小针，看日下的水影，来占卜针线上的灵巧，即“卜巧”。除此以外，还要“乞巧”，她们吃巧果，拜银河，祈求得到织女的本领。七夕的意义中，淡化了唐人喜爱的浪漫色彩，加强了务本勤民的思想。

　　《红楼梦》中，贾府对农、织的重视，随处可见。这样的望族，虽有官爵，但俸禄、奖赏有限，主要靠田庄上的收成来维持日常开销。秦可卿曾托梦给王熙凤，劝她在祖坟周围多置田庄房舍，一旦贾府败落，“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

　　书中的小姐们，都擅长女红，连才女黛玉和宝钗也不例外。宝钗甚至认为，做诗填词算不得什么，纺绩、针黹才是分内事。对于丫鬟而言，针线活更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就连几个女伶，在贾府遣散戏班子后，也学起女红来。而王熙凤的女儿巧姐儿，出生在七夕节。贾府树倒猢狲散后，她被狠舅奸兄所卖，幸得刘姥姥相救，后来嫁给刘姥姥的外孙板儿，在村中日日纺绩，成了名副其实的“织女”。

　　说到中元，即农历七月十五。《红楼梦》里有一个不可忽略的情节:林黛玉焚香供果，作《五美吟》，祭奠五位古代的美人。由此，可管窥中元节在清代生活中的位置。

　　《帝京岁时纪胜》云：“中元祭扫，尤胜清明”。秋祭的风俗，儒家礼教古已有之，《礼记·中庸》称：“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中元的说法，来自于道教，当日乃地官赦罪日。佛教传入中原后，民间开始举办“盂兰盆会”。“盂兰”在梵语里，是“倒悬”的意思，比喻痛苦。盆，则是供器。尊者目犍连的母亲因为生前作恶，死后堕入饿鬼道。佛陀告诉他，若想救母，需要在七月十五，“具饭百味五果，汲灌盆器，香油锭烛，床敷卧具，尽世甘美，以着盆中，供养十方，大德众僧”。于是儒家秋祭、佛家施饿鬼和道家普渡孤魂野鬼的习俗，结合在一起，演变成了中元节。

　　清代的中元节，除了祭扫、施食、作佛事、打醮，七月十三至十五晚，还要放河灯慈航普渡。成群的小太监罗列河岸，手持荷叶，上燃蜡烛，还用琉璃做成数千盏荷花灯，燃放河中，烛光随波摇曳，十分壮观。京城的孩子，也会拿着荷叶灯、星星灯、西瓜灯、莲蓬灯，结伴来逛灯市。宗室文昭诗曰：“坊巷游人入夜喧，左连哈达右前门。绕城秋水河灯满，今夜中元似上元。”

　　中元活动，在民国时期，仍然盛行。鲁迅杂文《新秋杂识（二）》描写了1933年上海的中元节。当时，街头巷尾都摆上祭台，请僧人放焰口，超度孤魂。“一二八”淞沪抗战仅过去一年多，国家还在危急存亡的关头，上海市民居然还有心有力，用本可救助饥民的米面、反抗侵略者的气力，做一些所谓的“功德”，难怪鲁迅要提笔讽刺。

　　可惜，如今国泰民安，有了发扬传统的实力，中元节却无人问津。而与中元仅隔一周的“七夕”再度回归，却是以“中国情人节”的面貌出现，为商业气息笼罩。餐厅纷纷推出情侣套餐，百货公司、购物网站发起促销活动。“乞巧”的风俗被抛掷脑后，仿佛变成了相亲和促销大会。

　　而盂兰盆会和七夕传入日本后，保留至今。《新概念英语》中《亡灵返乡》一文，甚至把盂兰盆节算作日本特有的节日，让人读来真是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