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风暴之中，按说“落马”的多是贪官，但童名谦却不是——这个位居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的高官，据媒体“起底”，既不贪财也不好色，似乎挺“干净”，唯一的娱乐是“下班后在市委大院里面散步”！这样一个“清官”，为什么会被“双开”呢？因为不论是主政湘西、邵阳还是衡阳，童名谦所任之地，接二连三发生轰动全国的“大乱子”，湘西集资案也好，衡阳贿选案也好，都有他的“严重不负责任”，所以童名谦成为十八大后首个因“玩忽职守”被“双开”的高官。童名谦案，是反腐中一只“另类麻雀”，同时开拓了我们全面认识反腐败斗争的视野。

　　“童名谦现象”并非仅此一例。我们说，领导干部一要“干净”二要“干事”，“清官”同时又是“能吏”，是对官员不可偏废的要求。在干部队伍中，确有一些童名谦式的人物，他们倒是据说“干净”，不贪也不拿，守住了洁身自好，然而“为官不为”，什么也不干。对于治下的违法乱纪也好，对于所辖的歪风邪气也罢，睁眼闭眼，不闻不问，任其泛滥，由其胡来；对于重大决策，既不发声，也不拍板。遇到矛盾绕开走，碰到问题推、拖、躲，何论急难险重站在第一线，更不要说“敢闯敢试”、勇于创新了。

　　现在有一种“朴素的标准”，公众对于贪贿深恶痛绝，所以容易认为官员只要不贪就行，“不干”算不了什么大事——其实“为官不为”也是一种腐败，玩忽职守更是一种犯罪。童名谦式的官员里头，有些人表面上有着“道德形象”，实际上打着个人的“小九九”：除了猎得某些“清誉”之外，对违纪歪风放纵宽容，是要博取好“官声”；不愿卷入矛盾的漩涡，是为了躲避风险保住自己的“安全”；不拍板也不说“不”，是为了逃避责任守住一己的“英名”；他们从不开拓、远离创新，是为了显示自己的“稳重”，更是为了“不蹚浑水不入雷区”。总之，是将自己的成败、毁誉、得失看得比什么都重，这是一种政治上的不道德，是另一种腐败。在那些云集着“童名谦”的地方，官场一定腐败，官风必然腐化，严重的官僚主义必定盛行。这种几千年封建官场留下来的痼疾，对于干部队伍的腐蚀，恐怕并不比“不干净”的贪官来得小。

　　重视童名谦这个案例，是因为“童名谦现象”不仅源远流长，更是一种新的动向。反腐纠风，风紧云骤，“拿”是不能拿不敢拿了，于是有的官员就“干”也不干了。过去叫做“没有好处不办事，有了好处乱办事”，现在好处没有了，于是推托敷衍，躲避绕行，让你处处碰“软钉子”。至于因为“为官不易”，所以“心情不好”、“状态不佳”，甚至满腹牢骚、怨气冲天，所以“为官不为”，坐混其日，躺倒“不干”，这种新的“严重不负责任”甚至“玩忽职守”，形成新的“中梗阻”，值得我们警觉。

　　出现“童名谦现象”，与我们历来的干部评价标准乃至公众对于官员的评判准则有很大关系，“不错即对”，实际上成为不少官员得到肯定、获得升迁的公认尺度，而“不贪就好”更是有些人对官员唯一的评价和要求。这里既有人们对贪腐的不容忍和大愤恨，也存在着很大片面性，以致更多的“童名谦”可以安于其位，稳步高升，也使不少官员在这种“示范”下宁可“不干”，也不愿冒风险，只想洁身自好，而不想建功立业，甚至将“严重不负责任”乃至“玩忽职守”也不当件事儿——就如童名谦此次在法庭上再三要求从轻处置一样，他或许到今天也不认为摊上了什么大事吧。尸位素餐也是一种腐败，解剖童名谦案，真是另一声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