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书店推动抗日

　　父亲一生心血都花在他的工作和他的事业上。包括他主编的《生活》周刊、《大众生活》周刊、《抗战》三日刊、《全民抗战》等进步刊物，都在宣传抗战文化。194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的唁电是这样写的：“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

　　由他和胡愈之、徐伯昕等同事在原来生活周刊社“书报代办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生活书店，团结兄弟单位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等，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坚守岗位，出版进步书刊，虽遭种种压迫却不妥协。徐伯昕1941年发表在《新中华报》上的文章说，生活书店“自抗战爆发后，对于抗战国策之宣传与前方精神食粮之供应，尤竭尽心力，不敢懈怠，凡遇党政当局号召，无不争先响应，向不后人。所设分支店办事处前后共达55处，遍及14省、满布于大后方，并深入战区及游击区，努力为抗战文化而忠心服务。”

　　父亲临终前所写的《患难余生记》中对此也有详尽的记载。“1937年全面抗战发生以前，生活书店总店在上海，分店仅广州及汉口两处。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为适应抗战期间全国同胞对于抗战文化的迫切，本店特派高级干部数十人，分往内地各重要地点创设分店，由于负责干部的艰苦奋斗，业务更一日千里，异常发达，不到一年，全国分店已达五十余处。”

　　当时的社会上，生活书店的影响力很大，从早到晚，分店门口都挤满了热心读者，很多分店不得不“清晨赶着开门，晚间难于关门”，那样热闹的场景让人十分感动。《患难余生记》当中记载，白崇禧有一天带着秘书坐车路过生活书店桂林分店，看到人山人海、拥挤不堪，还以为那是哪家戏院，观众在排队抢购戏票。秘书告诉白崇禧，那里是生活书店，人们排队买的是书报，不是戏票。

　　“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对父亲和生活书店也进行了残酷的压迫。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及时伸出援手。周恩来会见父亲，希望他能为了维护进步出版事业，继续与国民党在文化战线上进行斗争，改变方法，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分一、二、三条战线的原则和办法分别部署，并指示书店领导机构迁往香港以保存力量。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生活书店采取了紧急行动。工作人员有的转移，有的疏散。父亲也秘密离开重庆，辗转抵达香港。1941年5月，在香港恢复出版《大众生活》周刊，号召全国人民从根本上消灭分裂危机，巩固团结统一，建立民主政治，使抗战坚持到底，以达到最后的胜利。

　　生活书店领导机构迁往香港不满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父亲在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撤退到了广东东江抗日游击区。

　　和共产党人的来往

　　在“邹韬奋生前和共产党的关系”这个问题，我曾听过两种说法，但都不太认同。在我看来，父亲不仅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还是一位自发、主动、积极向马列主义靠拢的共产主义者。

　　“九一八”事变后，父亲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父亲和《生活》周刊开始以毫不妥协的姿态，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并在文章中“大胆警告当局”，“政府所恃者，不过几支枪杆子，民众为自卫及卫护民族计，随时有爆发的机会，起来拼命！”

　　与此同时，父亲开始接触苏联的社会主义运动。自觉踏上共产主义道路后，父亲与周恩来、胡愈之等共产党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对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坚定决心和方针政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938年，父亲在武汉结识了周恩来。后来到重庆，他又成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常客，并在此后多次流亡中，得到周恩来和党组织的帮助。父亲曾说过，“在我毕生所结交的朋友中，他们两位（周恩来和胡愈之）是我最敬佩的。”

　　在东江抗日游击区时，父亲曾做过一次演讲，大意是：我邹韬奋是一个凡人，人生四十七年，只想在苦的酸的辣的时代里干一点苦事业！后来偶然的机会，认识了潘汉年，我眼睛一亮！由于他，我跟胡愈之、鲁迅、宋庆龄、沈衡老等人多了来往！再后来跟周恩来、董必武、王稼祥等几位的相处，我才认识自己太弱、太浅、太不够、太差了。

　　生活书店常常邀请中共办事处的一些负责同志来讲话做报告。1938年2月，周恩来应邀来汉口生活书店做《关于当前抗战形势和青年的任务》的报告，这是党中央领导人首次对生活书店工作人员直接进行政治教育。1939年6月，周恩来又针对汉口、广州失陷后的形势，在重庆生活书店总管理处做《抗战第二期的文化工作》的报告。此后，来生活书店做报告或讲话的南方局领导同志还有董必武、叶剑英、博古、凯丰等。

　　抗战中后期，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等书陆续出版，生活书店得到样书后在上海、重庆秘密重印，有的还是按照延安的版式装帧重印后秘密发行。

　　临终写下三个字

　　我们全家撤退到广东东江抗日游击区后，父亲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隐居到广东梅县，妈妈带着我们去了广西桂林。等再次与父亲在上海重逢时，那时他已重病在身，住在医院接受治疗。

　　1944年7月24日清晨，父亲已经说不出话。父亲躺在床上，神智还很清楚，胸脯却急促地上下起伏。妈妈给了父亲一支笔和一本练习本，父亲用仅有的微力，颤抖地写出了三个不成形的字：“不要怕。”

　　父亲走后，留下两份不同版本的遗嘱。其中一份题为《邹韬奋先生遗嘱》，于1944年10月7日公开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另一份则是父亲口述、徐伯昕记录的《遗言记要》，一直没有公开发表，直到父亲去世60周年时，才由徐伯昕次子徐敏整理遗物时发现并给我看了：

　　我患此恶疾已达年余，医药渐告失效。头部疼痛，日夜不止，右颊与腿臀等处，神经压迫难受；剧痛时太阳穴如刀割，脑壳似爆裂，体力日益瘦弱，恐难长久支持。万一突变，不但有累友好，且可能被人利用，不若预作临危准备，妥为布置一切，使本人可泰然安眠。倘能重获健康，决先完成《患难余生记》，再写《苏北观感录》、《各国民主政治史》，并去陕甘宁边区及冀察晋边区等抗日民主根据地，视察民主政治情况，从事著述，决不做官。如时局好转，首先恢复书店，继办图书馆与日报，愿始终为进步文化事业努力，再与诸同志继续奋斗二三十年！……

　　《遗言记要》口语化，生活化，充满对人间、对世界的爱恋深情。

　　本文口述：邹嘉骊（邹韬奋之女），整理：叶松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