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人：小人物的大时代

　　倘若说丝绸等商品是丝绸之路必不可少的养料，粟特商人就是推动这些养料流动的“丝路之血”。

　　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时代，粟特（Sugda）人就已经在中亚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的狭长谷地索格底亚那定居，并因居住地得名，使用一种源自中古东伊朗语的语言。粟特人最初臣服于波斯帝国，公元前4世纪后俯首于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世纪又被并入希腊化的“大夏－希腊王国”。200年后匈奴人在北方崛起、大月氏西迁，索格底亚那地区陷入战乱，粟特人一度从历史记载中消失。直到张骞自从西域带回康居国的情报，粟特人才重现史籍。

　　战乱成就了粟特人敏锐的外交直觉与卓越的语言才能，两种能力合在一起就成为精明的经商本能。粟特人最初不过是把持着西域商业的贵霜王国商业网络中的区域性“业务员”，公元3世纪，贵霜与汉王朝都开始衰落时，粟特人却逐步摆脱旧东家的控制，通过纳贡等方式连通东方中国走马灯般轮换的政权、北方各游牧汗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逐步建立起自己庞大的商业网络。

　　粟特商人的主要“经营范围”是从中原购买丝绸，自西域运进玻璃珠、玉饰、玛瑙、珍珠等价值高而体积小的商品。粟特商人以善于鉴别宝物著称，但也不放弃因地制宜地做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短线”买卖，例如在新疆贩卖牲畜。粟特商人曾有过贩卖奴隶的不大光彩的历史，而且几乎每个粟特商人都放高利贷，不仅贷钱，还贷放绢帛。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境内政权林立，粟特商人一方面业余做些各政权间的翻译工作，另一方面将商业网络突破到丝绸之路东西两极：他们将中原进贡给突厥的丝绸低价收购，躲开波斯的监控，成功进入拜占庭，在拜占庭与北突厥之间直接建立起丝绸贸易线路，打破了以往波斯对这一高利润贸易的垄断。

　　然而，公元7世纪阿拉伯，也即中国史籍中“大食”的兴起终结了粟特商人的黄金年代。为避战乱，大批粟特人迁入中原。最初他们还利用隋、唐推行胡汉有别、严禁汉人从事国际贸易的政策，为独霸中原的丝路贸易而不肯入汉籍。待公元8世纪以康国为宗主的各粟特城邦被阿拉伯所灭，粟特人逐渐入籍中原，开始在中国史籍中以“昭武九姓”、“九姓胡”或“胡”留名。中国盛唐前后种种与“胡风”相关的器物、习俗大多与粟特人相关。

　　“粟特”是《魏书》中的译名，汉魏之间史料中也有译作“粟弋”的。名为“粟特”时是粟特商人最意气风发之时，却没有留下任何著名商人的名姓。如同其密集的商业网络一样，粟特商人在世界历史中留下了一个小人物组成的大版图，但在中国历史中，却有一个粟特人因为拆散一幅历史版图而准确无误地留下了他的名姓：安禄山。

　　安禄山的名字在粟特语中意为“光明”，同时具备“战神”的意味。安禄山的母亲是一个突厥女巫，生父姓康，也即“昭武九姓”中的宗主大姓。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安延偃后，安禄山改姓“安”。安禄山因“商业才能”得到赏识，成为节度使的义子。如果没有唐玄宗重用胡将的策略，安禄山或许会满足于做一名“节度商人”。

　　“安史之乱”的战守双方都有粟特人，战事平定后很多粟特人选择了改姓，因为中唐以后出现了强烈的排胡情绪，甚至在战乱并未波及的扬州也出现了杀胡事件。曾经叱咤丝绸之路的粟特人最终卸下了他们的行囊。

　　汪大渊：东方的马可·波罗

　　祖籍江西南昌的汪大渊初次从福建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时不满20岁，正值元代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汪大渊被西方誉为“东方的马可·波罗”，或许因为他与马可·波罗前往东方时岁数相仿，而且见识颇广。不同在于，汪大渊走的是海上丝绸之路，马可·波罗走的是陆上。《马可·波罗游记》为早已熟谙海上抵达东方路线的西方奠定了突破陆上商路的信心，汪大渊留下的《岛夷志》则为75年后东方的郑和下西洋绘制了蓝图。

　　史料记载：汪大渊首次从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历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莫桑比克，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经澳大利亚到加里曼丹、菲律宾返回泉州，前后历时5年。此后至元三年（1337年），27岁的汪大渊再次从泉州出航，历经南洋群岛、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非洲的莫桑比克海峡及澳大利亚各地，至元五年（1339年）返回泉州。

　　与郑和七下西洋相比，汪大渊只出海两次，不过，汪大渊虽然没有马可·波罗那样桎梏于狱中的不得已时光，在著书前也散漫了10年。据史料记载：“《岛夷志略》一卷，原名《岛夷志》，现存诸本并作今名，当系明人抄本所改。作者汪大渊，曾两次随商船游历东西洋许多国家，所到地方，皆记其山川、习俗、风景、物产以及贸易等情况。至正己丑（1349年）冬，大渊路过泉州，适泉州路达鲁花赤偰玉立命吴鉴修《清源续志》（清源，泉州旧名），遂请汪大渊撰《岛夷志》，附于《清源续志》之后。次年，作者携《岛夷志》归南昌，单独刊印以广流传。”

　　如今我们只能从尚存的《岛夷志略》中猜想汪大渊的眼界：澎湖、琉球、三岛、麻逸、无枝拔、龙涎屿、交趾、占城、民多郎、宾童龙、真腊、丹马令、日丽、麻里鲁、遐来忽、彭坑、吉兰丹、丁家卢、戎、罗卫、罗斛、东冲古剌、苏洛鬲、针路、八都马、淡邈、尖山、八节那间、三佛齐、啸喷、浡泥、明家罗、暹、爪哇、重迦罗……涉及亚、非、大洋洲各洲的国家与地区达220多个，汪大渊著《岛夷志》时说，书中所记“皆身所游焉，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

　　《岛夷志》留下的名册本应成为几个世纪东西方地理或历史学家考察的密码，其中记载也说泉州有过海外贸易的国家达到98个、物资品种达250种以上。泉州作为“天下之货仓”的概念本应因汪大渊而起。然而，历史记载上最早的《岛夷志略》的元代版本今俱佚。

　　1324年，距汪大渊出海前6年，马可·波罗病逝。汪大渊离世的时间至今是个问号。《四库全书总目》中说：“诸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身历其地，即赵汝适《诸蕃志》之类，亦多得于市舶之口传。大渊此书，则皆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征者比。”然而，汪大渊自海上西游著书后早已远游，无人知其踪迹。与马可·波罗在病逝前遣家人找教士相比，这也可能是某种东方式的自求仙境。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5年第3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