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谷孙先生去世，内心沉浸在悲伤的回忆中。

　　时间回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译林》杂志因刊登《尼罗河上的惨案》，被一位权威上书中央告状，指责《译林》“堕落”、“把社会主义飘掉”。在这桩得到妥善处理的“译林事件”之后，北京译界仍有一股势力，对《译林》进行封杀。面对这种压力，我只好向上海译界另求出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有幸结识了陆谷孙夫妇。

　　《译林》第二期要译介英国名著《吕蓓卡》，经人介绍，我先见到谷孙夫人林智玲，随后才认识了谷孙。他们并未受“封杀《译林》”这种偏见的影响，欣然接受了翻译《吕蓓卡》的任务。他们夫妇这个译本的完美，不仅为《译林》带来了极大声誉，还成了后来几十年久盛不衰的畅销译本。那时谷孙夫妇还住在旧弄堂老房的一间阁楼上。所得翻译稿费虽然区区千把元，但对于穷教师来讲，还是难得的一笔收入。林智玲高兴地用它买了一台当时流行的日本四喇叭录放机，而且还录制了好几盘外国轻音乐的磁带送给我。人生的缘分往往来自偶然。就因为翻译《吕蓓卡》这本书的偶然，成就了我与陆谷孙夫妇几十年的诚挚友谊。

　　陆谷孙学术上的成就，许多人都知道，无需我再来赘述。仅就我与他几十年的交往，许多往事仿佛过电影一样，一幕幕在我脑际闪过。其中我想到：《译林》与上外《外国语》杂志举办首次全国英语翻译竞赛时，我邀请谷孙参加了在苏州召开的终评会。《译林》在杭州举办中青年译者笔会，谷孙夫妇本来均应邀到会，但临时谷孙另有任务，只有他夫人来了，而且做了精彩的发言。我社要翻译出版《英国文学辞典》，需要专家审稿把关。我找谷孙帮忙。当时他编《英汉大词典》的任务很重，对我的请求二话没说，一口答应，如期完成。谷孙夫妇对《译林》的支持不胜枚举。我确是感激在心。谷孙的姐姐在南京工作，姐弟关系至亲，谷孙每次来南京探望姐姐，我必与他在夫子庙，边小酌边谈古论今。多次相聚，使我对他的为人和人生态度，有了更多的了解。

　　许多人都尊称陆谷孙为当今英语界大师，这自然当之无愧。他为人和治学等多方面的美德，无疑都值得后人颂扬和传承。但最令我敬仰和佩服的，就是他自称的“第二种忠诚”。

　　有一年我去上海，那时谷孙已经很有名了。他特意请我去宾馆吃饭。那天就我们两个老头，可谓什么话都谈。我知道他的夫人在美国有个很好的工作，女儿又嫁了美国人，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去美国同妻子和女儿团聚？”他抽了一口烟，很凝重地说：“我不是共产党员，甚至连体制内也不是。我不敢说我有多高的觉悟，会为祖国去献身当烈士，但是我对我的故土，对我的事业，依然充满热爱与留念。我把它称之谓‘第二种忠诚’。我在上海，有做不完的事，处处受人尊敬，心情很舒畅。如果去了美国，失去了用武之地，有谁看重你。我不愿当个二等公民，低三下四去取悦外国人，所以我不去。”我又问：“这样你岂不是很孤独吗？”他笑答：“看不透，想不开，才会感到孤独。我现在工作很忙，我们复旦好几位单身老人，有个不成文的‘俱乐部’，平时互相照应，假日一起喝酒聊天，像这样神仙般过日子，哪里还想到什么孤独。”这一番既充满乐观、又富有哲理的话，使我听罢，除了敬佩再无话可说了。

　　这几天从网上看到谷孙生前写的一些文章和访谈，联想接触到他的为人，听到他推心置腹的真言。我仿佛更加理解了，他为什么自称闲云野鹤，自我惕励？为什么一生敬业工作，晚年散书散财，视名利为浮云？原来都是基于他对故国的“第二忠诚”，也缘自他怀有远离急功近利那种狂躁心态的境界。谷孙曾以“老神仙”之名在网上做版主，如今神仙真的仙逝，谨以最崇敬的心情，愿“老神仙”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