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3月30日，邱岳峰老师突然自杀离世，无数热爱他的人为之深感惊愕和悲痛。

　　我从不敢去回忆这一幕，即便是三十六年以后的今天，当我坐在澳大利亚的乡村家中的电脑前，强使自己去回忆他在世界上的最后几天时，泪水还是会止不住地流下来。

　　初识邱老师

　　我从小爱艺术，爱文学，也做过艺术家的梦。“文革”中我中学毕业“上山下乡”，有幸到一个县文工团当了几年演员和报幕员，但因错失了进入专业话剧团的机会，后来又病退回到了上海，无奈只能在街道工厂打工混日糊口。

　　1976年秋天，我在徐汇区文化馆参加活动几个月以后，话剧班老师把我叫到了一边，悄悄对我说：“小朱，根据我这段时间对你的观察，你要是不回去搞专业真是太可惜了。文化馆最多只能是让你练练兵，不会有什么大前途。”老师接着说：“我有一个叔叔，是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演员。是个非常好的人。前几天我和他提了你的情况，他表示愿意为你免费辅导，但是他说一定要先见见你才能做最后的决定。”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感激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更想不到的是，话剧老师的叔叔，是配音演员邱岳峰，这样大名鼎鼎的配音演员，竟然肯收我这既无背景，又无地位，连报酬都付不起的穷女孩做学生,我觉得自己简直就像是在梦中。

　　那是1977年初的一个傍晚，我与话剧老师一起到邱老师家去进行“面试”。“别紧张，自然地表现自己就行了。”话剧老师叮嘱我，“另外，邱老师的家不太大，我们要速战速决。”

　　邱老师的家离开淮海路陕西路不远，那是在南昌路一条老式里弄的一栋小楼上。我第一次走上楼的那天，感到楼梯笔直陡峭，而且异乎寻常的黑暗而又狭窄。在楼梯的尽头，是一间仅有十几平方米大小的房间。靠对面墙的角落里，摆着一张低矮的小单人床，一位50多岁左右的中年妇女面带倦容斜倚在枕上，这是邱老师的夫人靳雪萍阿姨。一见我们进门，靳阿姨立刻露出了和蔼的笑容，打招呼让我们坐下，邱老师也随之从另一角落迎了出来。

　　“啊，这就是小朱啊，我们已经听过许多关于你的故事了。”邱老师用他那充满磁性和富有魅力的声音对我说，他那一头银色的白发令我感到父亲般的可亲可近。只不过，他的高高的鼻梁和外翘的下巴，竟完全像是个电影里的外国绅士。

　　在这之前，哪怕我有再充分的想象力，也绝对不会想到邱老师和他的妻子以及四个孩子，全家六口人竟都挤在这样一个极小的空间里生活，我为自己干扰了别人的正常生活而感到非常的过意不去。

　　邱老师一定是感到了我内心的局促不安，给我倒了一杯水，然后坐到靳阿姨边上，用非常和蔼轻松的口气对我说道：“好吧，小朱，看看你今天为我们带来了什么节目？”

　　“我想朗诵一段臧克家为纪念鲁迅先生写的诗《有的人》”。

　　我尽量使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和自然，但是，紧曲的手指在掌心里却一个劲儿地冒汗。

　　我朗诵完了以后，觉得自己的声音是那样的单调浅薄，感情完全不到位，心里也没有一丝自信。

　　邱老师用两手合拍了一下掌，站起身来对我鼓励地说道：“朗诵得很好，至少比我预计的要好得多。但是，还有许多段落是需要重新调整你内心感情尺度的。声调还可以更低沉、更自然一些。”

　　“叔叔，这是不是意味着你是愿意收小朱做学生了？”话剧老师问出了我的心里话。

　　邱老师低头想了一下，平静地对我说：“我工作很忙，空余的时间并不多，但是，如果我的帮助能够改变你的现状，我是会尽自己所能的。”

　　邱老师的话顿时如一股暖流淌过了我的心房。

　　在那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只要邱老师能有一点空余的时间，我就会到他家里去上课。

　　在我的记忆中，邱老师平时话不太多，是个在艺术上一丝不苟、连一个错误音符都不会放过的严格良师。他对我当时在个人成长中的每一步，都给予了非常及时的校正和指导。

　　因为经常来邱老师家上课，渐渐地我也和阿姨以及他们的四个孩子熟悉起来。邱老师的大儿子邱必昌好像大我几岁，个子不高，却是满头金黄色的头发，眉眼之间比邱老师更像外国人。我们大家都笑称他“黄毛”。邱老师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他非常钟爱的女儿，当时还在外地农场里调不回来。每一次提及他的女儿，都会有一片乌云瞬间浮上他的眉头，眼睛立时充满了说不清的哀怨。我从不敢问这其间的缘由。他待我如此亲切，我感觉到他是在把我当女儿一样诚挚地关心帮助我。

　　相处久了，他们全家都已不把我当外人，邱老师和阿姨都开始昵称我的小名“玲玲”。

　　最使我高兴的是，我还经常可以从他那里拿到一些“内部电影票”。在那个物质和精神食粮都奇缺的年代，这是我生活中最最快活的一部分。

　　“就当是一次练兵”

　　在1977年—1978年中的那段时间里，除了为我辅导以外，邱老师还和我的父母一起不断地分析讨论着，看应该用什么样的途径，才能改变我目前的状况，让我重新回到舞台。

　　“我觉得你再要去考戏剧学院的希望不大，因为要去和那些刚出茅庐的年轻、漂亮的女孩子竞争，可能太困难了。等你学出来再搞专业也太晚了！再说，学习期间谁来养活你？”邱老师对我家的情况非常了解，说得也完全是在情理之中。

　　“我认为最合适的还是部队文工团。最好是话剧团。而且，你已经有了六七年的舞台经验，一到部队就能施展你的能力，他们也需要你这样可以立刻工作的人。”邱老师紧接着又说，“最重要的一点，将来回上海就会进入全民所有制单位，让这个卡住你喉咙的小集体制见鬼去吧！”

　　他笑着像说台词那样地有声有色，用双手做着紧卡脖子状，像个调皮的孩子那样伸出了他的长舌头，逗得我们大家都大笑不止。

　　爸爸也非常同意邱老师的观点。但是，像我们这样毫无背景的人家，该怎样才能找到部队的门路呢？

　　“你就将这件事交给我吧！”邱老师对我爸爸说，“最近全国各地的部队文工团都经常来上海招人，我在行业里还是有些熟悉的人的，我会替玲玲留意的，请放心！”

　　那段时间，通过徐汇区文化馆老师的推荐，上海市工人文化宫话剧团的导演苏若慈老师，破例收我参加剧组的排练演出。当时话剧《于无声处》红极一时，我被分到B组。同时还在排练话剧《约会》，扮演一个与我的外表和内心都截然相反的娇小姐的角色。

　　1978年中的一天，邱老师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听说福州军区话剧团到上海来招生，考场就设在上海沧州饭店。你应该去试一下，我们做个准备吧！”

　　盼望了一年的机会终于来到了，我的心怦怦地跳个不停。邱老师可比我平静多了，只是比平时更严格地帮助我准备考试的小品。

　　“心里不要有一丝杂念，就当是一次练兵！考不上也没关系，将来还有的是机会！”

　　我把这些话都牢牢地刻在了心里。

　　那天考场的周围挤满了人群，有来陪同的戏剧学院的老师和他们的学生，有父母陪伴的亲子爱女。唯有我，独自一人站在角落里，全神贯注地在内心准备着考试的内容。

　　也许是只当一次练兵，我在考场上异常放松。我朗诵了一段邱老师为我辅导的诗，又表演了一段自编的即兴小品。还没有仔细地观察一下考官的神态就匆匆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