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科的《知识社会史——从古腾堡到狄德罗》里说，在1450年前后的欧洲，文理科知识地位高，而贸易或生产这样的实用性知识则地位低下，不过他们后来及时地转向，“匠”字借着赛先生一路扬帆，后来居上；反观我们这儿的“士农工商”，却一直等不来真正蓬勃的佳期。按照欧洲的中古分类法，工匠是七种“机械技巧”的开创者：制衣、造船、航海、农业、狩猎、医疗与演戏。

　　也很凑巧，最近一股脑儿读了好几册“匠人”话题的书。

　　首先是紫砂壶大师顾景舟的新传记《布衣壶宗》。书里说得蛮带劲：紫砂泥是有‘泥门’的。捶打前的泥沉睡着，木槌将它捶醒后泥门随即打开。所以在他的制壶过程中，“捶”是一个让泥复生的过程；又比如，他说不到万不得已时勿要在壶体上喷水，而是将坯放入套缸，一边搁块湿泥，借散发的潮气慢慢缓解坯的干燥。“壶若有命，先是泥命”，好用心的紫砂拟人化！

　　日本作家盐野米松的《留住手艺》是另一本好书。他认为“手艺”最关键的一点，是干活时所用的柴刀、斧头、锄头和镰刀，都会因适应当地风土而形成自然独特的形态，先由使用者提出设计要求，后按需制作，如根据各人的身高体重，农具的某个角度做得弯一些或直一些。早些时候的工具皆是经过反反复复实验、优美且实用的东西，可是如今在日本，各式手工作坊早已不再，批量生产的工厂工具呢，除了外表一模一样，还得叫使用者的手与身体去适应它。虽说一小部分从事山间、田地农活的人因无人制作得心应手的工具而感到失落，但这一小撮声音在大环境里再微弱不过。“隔窗观望工具制作的孩子们也不见了……”盐野米松说他自己就曾是其中一个。

　　“匠”，最初不像是个好听的字眼，譬如形容一人“匠气”往往带着一丝贬义。世事荏苒，这些年我们不约而同地发现，随着艺术品已有了此起彼伏的“灵气”，普通商业倒更能不费力地模仿出它们了，于是这陈旧的匠气反又格外珍贵起来，有时即便显得“倔头倔脑”，略失灵动，却无一例外地凝聚着对至臻完美的渴求与劳作过程中的极大耐性，换言之，难拷贝、速成不出的时间印记被留在了“匠品”之上——不管它是一颗核桃，还是一架钢琴。而在此基础上的灵动，方是真的灵动。“手与机器的本质区别在于，手总与心相连，而机器是无心的，有比手更神秘的机器存在吗?”柳宗悦的这句格言后，意大利人特伦迪也提出过“社会工厂”的理念，他有点过忧地感慨生产被机械化后，劳动者就不必使用技术了，因为与身体、灵魂相关的事情已然变为可计量的生产价值。就拿当下举例，顾景舟对待泥壶如生命般的细致，有哪家工厂肯费心思去做？若那样做了，效益何在？我想，《留住手艺》里所言“宫殿木匠寻找大口径丝柏的执着”或是“为织布而采的藤蔓，每割五十公斤才做出一公斤的丝线”，所叹息的大约是同一类文明困境。

　　当然还有更多“匠人”话题的书可以谈：张景祥《一代匠人》、申赋渔《匠人》与美国作家理查德·桑内特的《匠人》，这三册同题异旨，恰好映照出东西方各阶层匠人的相近和差异。如果说申赋渔的《匠人》宛如一本优美的少年时代回忆录，张景祥的小说化叙述同样贴近乡土民俗，那么桑内特的《匠人》洋溢出了堪称天壤之别的欧式主体性思维。我觉得国内这两册抹不开悲悲的调子，是因为都在暗示命运高于手艺，或者说任何一门手艺莫不服从了命运的指派。桑内特呢，在不厌其烦地剖析了一大批从抹灰匠到程序员的“匠艺“行业后（细致到将技艺本身分阶段为“从显性知识内化渐变为隐性知识”；或将专家分作社交型与反社交型），总结道匠人确有许多无奈、烦恼与委屈，尤其在某类作坊兴衰交替之时……但是，师徒间小小知识技能的薪火相续确能默默濡染出一个国家的面貌，亦会修复上一时代所留下的种种积弊。你恍然大悟：这一俗称“士农工商”的群体竟是生活在阻力中的无名英雄。如此观察下来，桑内特对“匠人”内涵的理清真比这边厢的著作要勇敢与冷静太多。

　　要我说，“小狡黠”的桑内特其实有意无意地将匠艺的边界扩大化了。这也怨不得他，大概是罗素首先将手工和体力劳动宽泛为了一般意义上的“工作”：“工作应该被看作是幸福的源泉还是不幸的源泉，尚是一个不能确定的问题，但几乎没有别的东西能像一件建设性劳动一样，更易于治好仇恨的恶习。任何人只要他是自己工作的主人，他便能感到这一点……”然而他幽默接上的一句又激起了遐想：“不管决定做什么，我们总感到一定有其他某种更快乐的事可去做，这便有了苦恼。”哇，既是哲人，自由回转的本事那才叫一个聪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