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亲自带队走上街头游行

　　6月和7月，司徒雷登两次写信赞赏学生的南下之举，并为燕大学生不分国籍和种族的联合行动感到自豪。9月，他应邀在纽约的美中关系讨论会上作了演讲，热烈赞扬中国民族运动的兴起，进一步建议美国政府，为了发展和中国人民持久而广泛的友谊，防止相互敌视态度的发展，美国应主动放弃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一切特权。

　　1926年，由于军阀战争，大沽口岸被封锁，西方列强以此为借口实行武力干涉，日本军舰率先开炮，激起民众强烈不满，3月18日，学生们在段祺瑞政府门口示威请愿，燕大学生也积极参加了这次爱国运动，谁知遭到卫队枪击，酿成了“三一八”惨案，燕大女生魏士毅也在游行时蒙难，时年22岁。

　　因为美国政府也是主张进行军事干涉者之一，所以引起了司徒雷登极大的忧虑和不满，他聚集了在北京的教会学校及教会首领，组成请愿团，自任团长，联合向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递交备忘录和正式抗议书，要求他设法阻止美国政府参与武装干涉中国。司徒雷登还将备忘录送交当地媒体发表，希望以此借助公众舆论的力量帮助中国。为此，司徒雷登受到美国军界、商界的攻击，把他视为反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叛徒。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司徒雷登便派人领回魏士毅的遗体，举行了全校师生参加的追悼会，并竖碑纪念，这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燕大有130名学生参加了南下请愿团，燕大校方公开支持学生的行动，决定停课一周举行“爱国行动周运动”，司徒雷登还亲自带领数百名燕大师生走上街头游行。一个高个子外国人，在学生队伍中领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景象，一时成为当时街头巷尾的热议话题。

　　以后，他又顶住日军和华北傀儡政府的压力，收留了许多东北流亡学生，这些学生大多是抗日积极分子，张兆麟、黄华等学生运动的领导人，都是那时进入燕大的。

　　1934年，司徒雷登正在美国出差，突然接到学校发来的急电，请他火速返校。那时，燕京大学的方方面面早已走上正轨，虽然司徒雷登习惯事必躬亲，会为大事小情操心，但总的来说，很少会发生必须司徒雷登亲自出面处理的大事，所以学校的急电让司徒雷登十分担心。

　　原来，因为南京政府抗日不力，燕大学生再一次参加了敦促政府积极抗日的南下请愿团，一些留校的燕大学生同时宣布罢课。在燕京大学的教师中间，正常的教学秩序被认为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现在一些学生趁校长离校出差之际宣布罢课，自然会遭到一些教师们的不满，特别是外籍教授，更是强烈反对。双方对峙相持不下，矛盾尖锐一触即发，所以留校主持工作的校方管理层只得速速请司徒雷登回来灭火。

　　司徒雷登返校当日便立即宣布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外籍教授们松了一口气，以为作为一名校长是绝对不会允许罢课的，司徒雷登一定会站在他们一边。学生们也有点泄气，觉得校长毕竟是外国人，胳膊肘不会往外弯，不料，司徒雷登在沉默了几分钟后，却说出了这样一番话：“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么。我听到的答复是，燕京的大部分学生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来。如果这次燕京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这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表白，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一场风波烟消云散，次日，留校的学生照常上课，师生间的敌对情绪化为无形。为了方便南下学生补上所缺的课程，司徒雷登甚至把当年的秋季考试推迟到来年春季。

　　1935年，中国华北的大片土地遭到日本铁蹄的践踏，日本军队已在丰台火车站安营扎寨做好了攻占北京的准备。日寇的侵略行径激起了北京各大学校学生的强烈愤慨，从而引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而燕京大学则成为“一二·九”运动的策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