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格吉勒图，这个蒙古族名字，必将锲进人民共和国法治史的字里行间，并将不止一次地出现——上世纪90年代视法律如弹簧的“严打”，速成了他的死亡；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决定，成为呼格疑案终获昭雪的强大舆论背景；而铸成冤案的冯志明获刑引发争议，则足证冤假错案追责之艰难。

　　呼格案，似乎与“18”有不解之缘。18岁的呼格吉勒图，当年发现女尸惊惶报案，经专案组长冯志明“观察”后锁定为凶手，被冤杀。18年后，冤案昭雪，冯志明落马。日前，冯志明获刑18年。然而，令舆论大失所望的是，在冤案追责中被“另案”处理的冯志明，罪名历历可数，不管是贪贿还是私藏枪支，都和呼格没有半点干系。

　　万一，冯志明竟是个清官，法律是否只能束手无策？那么，我们竟要额手称庆呢：他“幸而”是个贪官啊！

　　当然，选择踩着无辜者尸骨为自己加官进爵，冯志明绝不可能清正廉明。这也证明了一条定律：每一个冤案刻意制造者的品行，必定无良且无耻。

　　当然，冯志明的铁窗生涯也绝不可能和呼格无关。没有冤魂的追缠，没有呼格案平反，他不会突然晒在公众愤怒的视线中，昔日的贪贿行为或仍安全。所以，新闻标题宁可文不对题也要众口一词：呼格案专案组长获刑18年。

　　那么，为什么冯志明的数罪并罚中，制造冤假错案却醒目地欠奉？

　　刑讯逼供无疑是犯罪。刑法第247条称：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从重处罚。

　　怎么看，冯志明都应该属于“从重”。

　　然而，翻检“刑讯逼供”入罪的前前后后，隐约发现，如此判决或有难言之隐。

　　呼格枉死于1996年，而刑法第247条是1997年修订时才如此明晰。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刑讯逼供”的定罪语义相对模糊。1979年的《刑法》，虽规定了刑讯者的刑罚责任，其叙述却更像政治口号：“严禁刑讯逼供”，“禁止以刑讯逼供的方法收集证据”。当时的法律，缺乏有效的刑事程序来遏制刑讯逼供，一旦犯案，也容易被上级宽容，风险成本低得可以忽略不计，这自然成了冯志明们有恃无恐批量制造冤假错案的温床。

　　据统计，1979年—1989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查办的刑讯逼供案高达4000多件，考虑到能立案的前提往往是被刑讯者无辜致死或重伤，其事态之严重之多发可想而知。1990年至1998年，这个数字仍达4800件，比上世纪80年代还略有上升。冯志明其人，显然只是冰山之一角，九牛之一毛。

　　念及此，不由脊背生寒，似乎也看到了冯案判决的苦衷。

　　这晦暗的一页，终究是要翻过去的。冯志明们的好日子，也该到了头。

　　审讯机关的权力，正在被关进制度的笼子。而互联网时代公众监督的无孔不入，也在助力翦灭刑讯逼供。对冯案判决的质疑声浪就是一例。

　　往后的中国法治史，祈愿不再成批出现“呼格”与“冯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