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康濯先生时，他鬓白，枯瘦，因个高而背略驼，在我的印象中完全是一个老人的形象。其实他当时还只有五十多岁，不过是在少年的眼光中提前成为了一张老照片。他投身学潮的故事，奔赴延安的故事，在晋察冀边区出生入死的故事……在后辈看来都足够遥远，无疑增加了这张老照片的模糊度和沧桑感。

　　从老照片中走出来的他，却有活跃而灵敏的清晰风貌，甚至不无几分天真。据说他饭量小，睡眠也少，却能精神抖擞地连轴转，几乎是一种筋骨型的高能物质。他能准确叫得出来自各地业余作者的名字，说出他们作品中的人物和细节，记忆力堪称惊人。作为省文联的资深主席，他同这些工人、农民、小职员熟如老友，打成一片，时不时开个玩笑，有时说得兴起还会一屁股坐到办公桌上，虽戒烟了却索要一支烟拿来嗅一嗅，大概是要延续自己烟友的身份，拉近与老友们的距离。

　　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正值新时期文学的破冰时期。想必是湖南省“第一大黑鬼”的受害经历，给他留下了对“文革”的切肤之痛，他在随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挺身而出，勇倡改革和开放，常有惊人之议，成为老干部群体中的少数异类之一，因此也获得大批新锐中、青年作家的尊敬和拥戴。我的短篇小说《月兰》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因是一篇表现乡村生活的悲剧故事，被台湾和前苏联的媒体转载，引起了舆论界激烈的争议。先生对此事似乎比我还着急。据说他在好几次会议上为这一个作品辩护，又私下约我商议对策，还主动给我续写了上千字，加上一个“光明的尾巴”，以免我横遭可能的政治批判。

　　我不大理解他那颗小脑袋里捣腾的政治经验，不觉得这个“光明的尾巴”有多好，而且随着时过境迁，管制尺度进一步宽松，这种文字防身术也逐渐变得多余。但他当年心急如焚“护犊子”，不把自己当外人的代笔疾书那一幕，仍是我心中恒久的温暖。

　　在他的力推之下，这篇作品获得省里一项重奖，算是对它在全国评奖中呼声甚高、却最终因争议而落选的一种弥补。

　　我后来才知道，他原名毛季常，出生于原湘阴县（现汨罗市）的毛家河，与我知青时代的务农之地同属一县，甚至相距不过数里。这使我后来读他的《水滴石穿》《我的两家房东》等作品时就多了几分亲切感，多了不少有关气味和声音的想象。我与他一同去北京参加会议，同住一室（当时大家都习惯于这种多人合住的节俭制度）时，还聊过不少汨罗江边的掌故。他说到家乡的姜盐茶，说到家乡的红薯粉和糯米粑，一句句都扰动了我的青春记忆。他还说到家乡人为什么把上厕所说成“解手”——这是因为以前湘楚之地战乱频繁，战俘和囚犯多，上路迁移总是被严加捆绑，以一长绳连成串，其中缚两只胳膊为“大绑”，缚一只胳膊为“小绑”，只有到上厕所时他们才得以松绑，谓之“解手”。他的这一解释让我颇长见识，在我看来也是最富有历史感和逻辑性的说法，后来曾被我录入一篇随笔。

　　聊得多了，见我兴奋不已，他不免冒出几分得意，说我们这些老东西肚子里还是有些货的！是不是？别以为只有你们年轻人玩什么“现代派”“寻根派”，我们当年……嘿嘿，那才学也是不得了的呵！

　　这一刻，眼前分明是有趣顽童一个，哪是什么驼背和咳嗽的老人。再往下说，他是不是还要同我比试一下诗词格律或者英语格言？

　　我与他曾相约找机会一同回汨罗看看。不料我迁调海南后不久，就听到他不幸病逝于北京的噩耗。一诺终成梦，阴阳竟两隔。一位饱经世纪风雨的文学前辈，一脸不无孩子气的嘿嘿微笑，就这样匆匆远去了。2000年，我时隔二十多年后又回到湖南，回到汨罗，在山南水北之地筑庐而居，阶段性地晴耕雨读。当汽车沿着一江碧水向前飞奔，我常常会忍不住朝毛家河的方向看一眼，看看那里的山林、牛群、炊烟，看那里的依稀的人影。我的目光在奔赴一个久远的约定。